门帘掀开，周鸿涛的店进来了3个女人。

　　她们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着貂皮，而周鸿涛的店卖的主要就是貂皮大衣上的小附件：纽扣、胸针、饰品等。

　　3个女人叽叽喳喳询问价格，比较着纽扣的优劣，但周鸿涛却对她们有些爱理不理。

　　“谁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呢，也许是来盗版的。”她们四处巡视一番，没买下一件商品就出了门，周鸿涛对她们的来意更加表示怀疑。

　　这是雅宝路上的一个“风俗”，商家并不欢迎进店来的国内同胞，除非是熟悉的老顾客。这里竞争压力太大，而每个店吸引顾客的正是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商品，他们对国内同胞保持着警惕，担心自己的款式样式被同行抄袭盗版，为此甚至在门口挂了个布帘，看起来似乎就是想要和顾客拉远距离，可久而久之，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也有外国人来买一件东西去模仿的，这些事情没办法防范，“只有不断创新了。” 周鸿涛说。

　　与北京那些既宽且长的马路相比，雅宝路显得短促而逼仄，但它在俄罗斯以及中亚、东欧的名气却要大得多。据说， 5个俄罗斯人当中就有1个人身上穿的衣服出自雅宝路。

　　3月中旬的雅宝路，初春的阳光熏暖和风，但这里的人们无心享受。对他们而言，生意是与温度背道而驰的，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冬天旺季已经过去。

　　这条道路，这个与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民间国际贸易市场，已然走过20年。

　　雅宝路上的女翻译

　　30多岁的周鸿涛家在吉林，专业学的俄语。1996年北外毕业后，她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回到老家，而是在雅宝路上的一家西餐厅做了招待，然后做主管，做经理，到2003年的时候她已经挣到让同龄人羡慕的高薪。

　　但她并不甘心，“我总不能给别人打一辈子工吧？” 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让她决定换一种生活。她有个在雅宝路做翻译的同学，在一家皮毛公司做了几年后便买了房，买了车。“她就是我的榜样。”周鸿涛说。

　　2003年的时候她离开餐厅，去一家皮草公司当了翻译，薪金比在餐厅时低了很多，但她并不在意，对于自己的人生，她有着长远的打算。

　　在雅宝路上做翻译的大都是懂俄语的女孩们，男性在这里不受重视，甚至被排斥，因为在很多老板看来，男性来做翻译只是为了偷师学艺。所以这里的员工大都是女性，甚至俄罗斯来的顾客也大都是女人。“俄罗斯男人好喝酒，来到北京花花世界也不安分。”周鸿涛的丈夫——他自称是周的员工——这样说。

　　但男性老板们显然对员工性别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雅宝路上的女性也并不如他们臆想中的那样安分——老板，谁不想做呢？

　　周鸿涛就是这样一个“不安分”的女人。

　　一年后，她觉得时机成熟，投入十几万资金，开了现在的这个皮草配件店。“我是第一家开配件店的。”周鸿涛对自己敢吃螃蟹的精神感到得意。

　　几年后，她已赶上了当初的榜样：买了房和车，车是别克，她还想换一辆雷克萨斯。

　　“如果你开一辆二三十万的车到天雅大厦露天停车场，管理员马上会让你开走，停到路边去。因为这个停车场是天雅大厦商户专用停车场。而商户们的车都是一百万以上的名车。一眼就能判断出你是不是天雅的商户。”北京的媒体曾对此津津乐道。名车是一种表征，它们代表了雅宝路上的人们在2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在财富的映衬下，人们俨然就是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里处处是机会，赚钱最受鼓励。只要你勤奋，有胆量、有眼光、有才能、有门路，你就能赚到钱。周鸿涛朝气蓬发，她的收入紧跟GDP的增长，她为找到各种赚钱的手段而兴奋不已：她正在准备一个皮草店铺的开张，已经找到了香港的合作伙伴；俄罗斯的朋友需要木材烘干设备，她联系到了出价低廉的生产商；俄罗斯的朋友带来了一块重量轻而承重大的砖头样品，她也正在寻找国内的生产商，希望赚一笔代理费用。

　　地摊 大棚 不归路

　　“我喜欢做的事情是静静地搞研究做学问做实验。”陈黎利在雅宝路上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闻名， 1994年，身为中国有色金属研究员，陈黎利因为和领导的误会辞职下海，同事们议论纷纷、大惑不解，甚至她自己，也是用一年半的时间才调整过来。“我堂堂一个工程师，怎么来做这个了？”

　　她借了1万多块钱，和朋友在日坛宾馆租了一间房间，靠着有前苏联的亲戚关系，做起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国际女倒爷”。

　　那时候，雅宝路在北京人心目中的印象很不好。“雅宝路在使馆区附近，最先是北京的一些无业游民在那里兑换外币。88、89年的时候，一些人在日坛宾馆那里挂着几件衣服买，主要是回城的知青。然后是劳改释放人员、社会无业青年。”陈黎利说，“坑蒙拐骗偷，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罪恶都有。”

　　而她就要与那些“不务正业”的人为伍了，这是一条“不归路”，对于这个家里祖祖辈辈都没有人经商的女性而言，这是很丢人的事。改革开放虽已开始了十多年，但皇城根下的人们依旧对个体户、对那些没有“单位”的人持有深深的偏见。这也难怪，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前，关于左和右的论争，仍然摇摆不定。

　　地摊、大棚、混乱，这是人们记忆中1990年代的雅宝路。由于长期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战略体制，解体后的苏联，日用商品极度缺乏，那个时候中俄民间贸易刚刚开始，俄罗斯商人蜂拥而至雅宝路，只要有货，不管是什么都买。陈黎利以及众多投身于这场民间贸易热潮中的人们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雅宝路逐渐聚集成一个市场后，浙江人来了，他们秉持着吃苦耐劳、对市场十分敏感的经商传统和天赋。“我很佩服浙江人。”这句话周鸿涛说过，陈黎利也说过。浙江人不仅做外贸，还炒商铺，随着商户们从地摊、大棚、简陋的房间搬到高档的商厦，租金日渐高涨。

　　然后河北人、东北人、广东人纷纷到来，像陈黎利这样的本土北京人却越来越少。“1990到1998年间是雅宝路比较好的时期，货都很好卖。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也影响到了东欧和俄罗斯地区，雅宝路开始洗牌。”陈黎利说。

　　曾经，有人来到这里因为做了几个单一夜暴富了，有人因为收不到货款破产了，有人因为经营不下去卷铺盖回家。“那时候很不规范，很多人不了解服装，恶性竞争，卖了不赚钱。”陈黎利总结说，自1998年后，雅宝路虽然仍然会受到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到现在，是处于比较平稳的阶段。

　　陈黎利所说的平稳是指那个具有冒险特征的时代已经过去，雅宝路逐渐走向规范化的道路，商业规则驱使着人们往前奔跑，无论他们是否愿意。

　　生意难做了

　　玩纸牌游戏、上QQ聊天是胡进一天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事情。他帮亲戚照看的鞋店在紧挨着雅宝路区域的日坛北路，经营登山鞋、跑鞋、运动式皮鞋等鞋类——那种适合在野外崎岖泥泞的路上行走的鞋，主要销往非洲。

　　很少有人进入他的店里。偶尔有白种女人掀起门帘瞄一眼，马上转身就走：这不是她们想要的。胡进对此也很坦然，现在是这类鞋子的淡季，而对非洲的贸易主要在广州——大概是因为广州也很热吧，气象学家说广州气候已是热带特征。

　　形成这样的经营风格有市场的原因，生意已不再那么好做，雅宝路上的老板们便将眼光放到了更广的区域，加上老板的客户、朋友圈子很多来自非洲，选择做非洲的生意顺理成章。

　　胡进对非洲的客户颇有微词，认为他们信用不够，定了货说不要就不要，货款4个月才能到，还要以当日的汇率来结算。这还算好，有的甚至杳无音信，不少商家因此破产走人。“不要以为雅宝路都是赚钱的，亏本的也很多。”

　　据业内人士的说法，在往年，雅宝路的经营情况是“三三三”：赚钱亏本持平的大概各占1/3。“而在去年，几乎所有的人都赚钱了。” 可这样的利好面貌其实隐藏着更大的忧患，人们分析原因，说是因为有传言，2008奥运会，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签证将受到限制，住房、海关等都会出现不方便之处，于是俄罗斯、中亚、东欧的客户们纷纷在2007年加量进货，怕晚了就买不到了。

　　正式的说法是中国警方将加强对在京外国人的管理。

　　2008年到底会怎样？一切未知，但胡进还是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在雅宝路做了5年，他深刻感受到每次人民币的升值给生意带来的压力。原材料在涨价，竞争愈加激烈，而美元在贬值，猪肉涨价连带猪皮涨价，非洲客户还喜欢占些便宜。

　　胡进决定去一趟南方，改变一些品种。

　　此时的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正在进行。与胡进不约而同，陈黎利也南下了，她希望在广交会找到更好的外贸项目。除了服装、鞋、箱包等传统商品外，雅宝路上的人们在寻求新的赚钱方式，或者说，实现经营多元化。

　　如果说周鸿涛做机械、建材等对俄贸易是偶尔为之，那陈黎利则已经把全部精力转移到器械、电器等产品上了。她成立了一家外贸公司，计划把广东的冰箱等电器弄到俄罗斯去。按她的说法，一切又将从零开始。

　　“服装太传统了。雅宝路应该把中国的其他产品卖到全世界去。”目前，服装之外的外贸已经占到陈黎利贸易总额的50%。

　　蜕变

　　总是比别人和政策先走一步，这是程文龙，来自河北的商人在叙述自己时的总结。他说他的家族企业可以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他父亲创办了一个服装加工厂。那时候，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开工厂这个想法仍然会伴随着一层有可能被政治打压的恐惧阴影。 1982年时其兄程文水来到北京做销售，“引厂入店的方式开创了一个先河。”程文龙说，在80年代末时他们已意识到品牌的重要，“90%以上都是我自己的品牌。这在之前不久可是投机倒把罪啊！”

　　程文龙1995年来到雅宝路创业，他参与经营第一个市场叫北斗星市场，是第一批私人资本开办的市场。“1993年前任何人不准搞市场，93年之后政策才开始松动”。2003年他开始经营雅宝路天雅大厦。

　　雅宝路上的人们很羡慕国内其他的交易市场，在广州、义乌，政府大力支持交易会，然而在雅宝路，只有靠自己了——这也正是雅宝路的特征。

　　作为雅宝路服装协会的会长和天雅大厦的总经理，开拓市场是程文龙的职责之一。2月26日，他组织了商厦的商户们参加了第30届俄罗斯联邦国际纺织服装博览会，这是中国的服装市场第一次在俄罗斯开展宣传。

　　如今，冒险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家的政策已日渐完备，雅宝路的人们又如何走在前面呢？在俄罗斯，程文龙看到土耳其、墨西哥和韩国的产品所具有的质量和品牌优势，而越南、印度的产品也是咄咄逼人，雅宝路又将如何应对呢？

　　正规化、专业化，做出这样的决定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雅宝路变成一个多元化商品交易平台是相当可能的。这里有很好的专业外贸人员，有很大的信息量，北京作为首都对全世界的辐射也是其他地方没法比的。”程文龙坚信。

　　李秋菊的经历与周鸿涛非常相似。同样来自东北，同样在北京学俄语，同样在1996年进入雅宝路做翻译。2003年她开了自己的店，如今在雅宝路有3个店，在广州和乌鲁木齐也有店，这些店是对外贸易的最前沿，其背后是几十家工厂的生产支持。

　　“以前客人不认品牌，而现在品牌的影响越来越大。”李秋菊在香港成立了公司和自己的品牌，她要把她的公司做得像一个现代企业，而不是“前店后厂”的传统模式，她说她的企业有专业的财务人员和研发团队，运用专业的商业软件和网络信息技术。她给店里的鞋拍了照片、写了规格，加了这些“身份识别”后再放到公司的网站上去——这些似乎不能立即给她带来订单，但她相信影响是长期的。

　　李秋菊为现在的事业感到满意，但也知道自己的品牌只在俄罗斯的二三线城市有市场。“我要做一个国际化的品牌，在俄罗斯家喻户晓。”这是她的宏远目标。

　　产业的蜕变让雅宝路商业贸易有了新的希望，也让众多地产商对此地产生了投资兴趣。老番街、朝外 MEN、日坛上街等纷纷到来，雅宝路商圈已经成为北京商业项目集中的热点地带。那些新来的商业地产一个个目光远大心怀壮志：雅宝城要成为区域的明星项目，日坛国际想当新地标，新金山目标则是“世界级的商业旗舰”。

　　在经历过几次搬迁升级后，雅宝路，会创造什么奇迹呢？

　　生生不息

　　他站在雅宝路上的那个海报栏前浏览良久，然后伸出手去撕下写有电话的小纸条，那是初入雅宝路寻找工作机会的年轻女孩们贴上去的。

　　这位来自浙江温州的服装店老板需要找一名翻译，他对未来员工的要求，除了俄语——雅宝路上的通用语言——精通外，还需要有行业经验，外貌、身材和气质也须衬得上他所卖的服装的高档和时尚感觉。

　　在这个海报栏上贴着各种信息：求职、租房、转让店铺等，每天，层层叠叠的纸条显示着这个市场的活跃生机。这个海报栏似乎就是雅宝路历史变迁的见证。雅宝路的商业已从临街处、大棚下搬到豪华气派的大厦商场，完成了升级改造后，海报栏却保留了作为民间国际贸易象征的旧日雅宝路那繁杂、跃动而又自成一体的特色。

　　如果海报栏有记忆，它会记得那些忐忐不安的心或雄心勃勃的脸，它会记住雅宝路这些年来从鼓励致富到富裕转身的历程。

　　自1993年以来，中国连续累计的外汇储备已接近1.6万亿美元，是第2名日本的1.5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今年1月，中国新增的外汇储备便达到616亿美元，按这样的速度，中国一年新增的外汇储备就可以达到7000亿美元，大大超过全球外汇储备第3名的欧元区的外汇储备额。这其中就会有雅宝路的贡献，据称，雅宝路每年的对外贸易额在40亿美元左右，且保持近20%左右的年增长率。

　　在这场淘金大潮中，有的人迎头赶上，有的人裹足不前，有的人则被掀翻倒地，还有的人退出了。

　　更多看不见的人被雅宝路日复一日的喧嚣商潮裹挟前行。“雅宝路上有3500个档口，每个档口都需要有一个以上的工厂作支撑。这样算下来，雅宝路至少养活了500万以上的人口。”陈黎利说。

　　雅宝路与中国更广大的地区的联系，人们很早就已感受到。2003年春天，伊拉克战争爆发。战争将中东的商人们都吸引到了电视机前，做生意成为畏途，雅宝路日渐冷清。商户们诉苦说，已经半个月没有接到单子了，而在雅宝路穿梭的三轮车夫们则闲得聊起了天。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一些工厂，则因为战争而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通过贸易线，伊拉克战争的全球影响传到了中国北京二环边的这个角落，又继而辐射向更广的区域。

　　于是人们说，雅宝路打个喷嚏，广东就要感冒。

　　“满眼都是中国货！”雅宝路上的人们在踏上俄罗斯、东欧等地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惊叹。他们似乎忘记了这正是他们的勤劳所致。“已经习惯了辛苦也就无所谓辛苦了，明天太阳照常升起。”陈黎利说。

　　雅宝路是一本厚厚的书，是一群人的历史，众多的人产生众多的故事，产生众多的疑问和希望，就这样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