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孙中山穿着早期7粒扣的中山装。

　　图1927年3月30日《民国日报》头版刊登的王顺泰西装号广告，有力地证明红帮裁缝也是中山装的定型和推广者。

　　对襟、立翻领、前襟5粒扣、4个贴袋……特色鲜明的中山装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服装，对中国服饰影响至深。这是宁波红帮裁缝作为中国现代服装的开拓者，对辛亥革命作出的一个贡献。近日，宁波服装博物馆“辛亥革命与中国服装大变革”展览，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宁波红帮裁缝在创制、完善和普及中山装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从最早一款中山装，到完善后的定装，再到‘毛式中山装’，中山装的每一次完善和变迁，都与宁波红帮裁缝息息相关。”曾参与宁波服装博物馆筹建的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宁波博物馆协会副会长、红帮裁缝研究专家陈万丰如是说道。

　　初制

　　红帮裁缝裁制出最早的中山装

　　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清朝几百年的专制统治，同时也推翻了中国几千年以来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服饰体系，直接导致了服装制度的变革。孙中山融合中西服饰的特点，创制了中山装。

　　“第一件中山装的制作人，就是第三代红帮传人张方诚。”陈万丰介绍，1905年，孙中山应中国留学日本东京的学生和旅日华侨的邀请，出席东京1300余名留学生举行的欢迎大会，其间经常会晤在横滨、大阪等地的爱国志士。这个时候，正是红帮创始人张尚义的孙子张方诚一辈兴旺发达之时。

　　当时，孙中山偕黄兴等革命同志常去张方诚的同义昌呢绒洋服店，并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托付给张方诚等服装界的华侨。这批在日本服装界久负盛名的红帮裁缝，根据孙中山等人的意见，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的改革思路，根据中国人的体形、气质和社会生活新动向，融入中国的服饰文化传统，试制了早期的中山装。

　　“最初的中山装为关闭式八字领口，装袖，前门襟上钉纽扣9粒，后背中心有一道直缝，腰际有阔带式横裥；在衣服的正面，上下左右各缀一贴袋，袋口上有袋盖翻出。”陈万丰介绍。

　　定装

　　由上海红帮裁缝的西装店定型

　　不仅中山装最初设计有红帮裁缝的功劳，中山装的完善、定装也与红帮裁缝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带着在日本创制的早期中山装，来到当时上海滩知名的红帮裁缝店“荣昌祥”（由奉化人王才运开设），要求以此为基样，做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新服装。后来的中山装即以这套服装为母本。

　　宁波红帮裁缝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这一论断，曾受到一些质疑。但2009年8月，陈万丰在上海市图书馆馆藏的1927年3月26日、3月30日《民国日报》头版刊登的两则广告上找到了证据。

　　其中一则是“荣昌祥号”广告：“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式样准确，取价特廉。孙中山先生生前在小号定制服装，颇蒙赞许。敝号即以此式样为标准。兹国民革命军抵沪，敝号为提倡服装起见，定价特别低廉。如荷惠定，谨当竭诚欢迎。”从3月26日起，“荣昌祥”这则广告连登三天。

　　另一则是3月30日由“王顺泰西装号”刊载的广告：“……中山先生之服装，则其式样如何，实亦吾同志所应注意者。前者小号辛蒙中山先生之命，委制服装，深荷嘉奖。敝号爰即取为标准，以供民众准备……”

　　陈万丰告诉记者，“荣昌祥”的创始人王才运、“王顺泰”的经理王辅庆，都是今奉化市江口街道王淑浦村人。 广告中传递的信息表明，这两家服装店都为孙中山生前制作过服装，并得到了中山先生的“嘉奖”和“赞许”，而且提倡以孙中山服装为“标准”替民众制作中山装，“这就证明，孙中山先生创制的中山装是上海这两家宁波红帮裁缝的西装店定型并推广的”。

　　热潮

　　红帮裁缝缝制“毛式中山装”

　　陈万丰介绍，毛泽东生前爱穿中山装。从1956年“八大”开始，毛泽东穿的“毛式中山服”，均由红帮裁缝缝制。

　　上世纪50年代，中央抽调上海“造寸”等红帮名店的约250名红帮裁缝进京，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专门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制装。后来，特别会计室改制为红都服装店，继续为中央领导人订制服装。

　　“红都服装店历任三代经理都出身红帮裁缝。其中，第二任经理王庭淼（鄞县甲村人）是其中的技艺佼佼者。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王庭淼和田阿桐等师父受命为毛主席设计和制作了新的中山服。”王庭淼等人根据毛主席的体形、脸型与气质特点，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使衣服更显出朝气和动感；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口大，翻领大，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款式。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上的服装，就是这种“毛式服装”。

　　毛泽东生前很喜欢穿这种改进的中山装。后来，随着中山装的普及，穿中山装的人越来越多，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形成了中国大地上的中山装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