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冬天，本文作者（左）在钱之光部长（中）家做客

　　王烈

　　1958年2月，我在原纺织工业部计划司生产计划室工作时，一天早晨刚上班就接到通知：“长远计划室马彦主任找你。”我即前往她的办公室。当时，司领导出差去了，马主任主持工作。

　　马主任看到我说：“你是原上海交大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国棉五厂实习半年，1953年上半年到部里工作的，对吗？”

　　我点头道：“是。”

　　马主任接着说：“经过研究，准备安排你到北京国棉三厂去补上这一课，你是大学生，给你一个月时间，拿到上岗证才能回来，行不行？”

　　我欣然前往。因为要求急，当天下午我便到北京国棉三厂，按照马主任的吩咐，到厂办找到高厂长报到了。

　　由于细纱挡车工一般是女性，而我这个“学徒”是男性，在车间里备受关注。经过一个星期的埋头学习和苦练接头，我的右手食指卡出好几道血印。知难而进，又接着练包粗纱和拔管。两个星期后，我取得了一分钟上车接12根头且没有空头的好成绩，在与我同时培训的20名新工中名列前茅，受到教练员的好评。第三个星期，我学会了细纱挡车包括接头、换粗纱、拈皮辊做清洁、跑巡回等在内的全套操作法，拿到了高厂长亲自发给我的看管两台车的上岗证。回到部里上班，我找马主任汇报下厂学习情况，将上岗证交给她时，她亲切地问我：“你想知道是谁安排你下厂学习细纱挡车工操作的吗？”

　　我答：“是你征求我的意见，安排我去的。”

　　马主任郑重地说：“钱之光部长。”

　　我又问：“要拿到上岗证才能回部的要求也是他提的吗？”

　　马主任点头说：“对。”

　　我听了心里一热，从此在工作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敢有一点儿马虎。

　　我再问：“接下来有什么任务要我去做？”

　　马主任交待说：“你思想上要有个准备，现在各地纺织厂都有加班加点、提高车速的苗头，我们部机关对纺纱、织布生产能力要心中有数，不能超负荷，需要做调查研究，你先想想对细纱挡车工需要调查哪些项目。等到任务来了，才可以不打无准备的仗。”

　　时隔不久，纺织部机关成立了生产司，我从计划司被调到生产司棉纺织处，调去的第二天就被安排到天津调查细纱高速情况。天津市纺织工业局技术处处长潘定生接待我时介绍说：“天津国棉四厂细纱高速上得快，你就去四棉调研吧。”

　　到了天津四棉，我设计了一张详细的调查表，对该厂细纱车间七位挡车操作能手每人跟3个班，总计跟了21个班，记录了每位挡车工的姓名、车号、生产棉纱的支数、车速、每个班的单产、条干质量、空锭、断头、开花情况、回花量、巡回次数、拈皮辊、打擦板和推地情况、换粗纱数，还有歪锭子、飞钢丝圈，以及喝水、进卫生间次数等。每个班跟到交班时，都请交完班的挡车工确认我的记录是否属实，并在调查表上签名。

　　那时的细纱机都是平面锭子，不适应高速。我在对七位挡车能手跟班调研时，都曾遭遇过开花情况，我也配合抢接头，所以她们都对我很友好，讲了实话：“车速不能再加了，减一些好，否则接头难，容易出大疙瘩。”她们都是好样的，累得脸上冒汗，顾不上喝水，也无人叫苦，真是令我感动。

　　3周之后，我到天津市纺织工业局给潘定生处长看调查表，他在表上签名后告诉我：“纺织部来电话催你了，钱之光部长在等着看你的调查记录呢。火车票已经给你买好了。”

　　当天中午，我即回到北京。走进纺织部机关钱部长办公室，我先将原始调查表交给钱部长，并作了简单的口头汇报。钱部长笑道：“你调查得很好，快回司里汇报，再抄一份调查表留底，这份原始调查表给我送来，我要仔细看看。”

　　此后不久，我跟生产司司长到上海参加了钱部长召开的研究纺织生产水平的会议。他白天忙着下厂调研，晚上开会讨论到深更半夜，但到夜里10点时总是点名要我回房间睡觉，他说“年轻人不要熬夜”。

　　由于钱部长关心广大纺织职工身体健康，强调人和设备不要超负荷，在他的主持下，按照那时的条件，部里对棉纱的年生产能力掌握在每枚锭子按折合20支数计算为0.8~1件纱。因此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纺织工业没有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情况，没有遭受浮夸风影响的损失，从而使纺织工业保持稳健发展的好局面。

　　文革期间，各地纺织工业生产曾受到很大的干扰破坏，但纺织工业毕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1967年毛泽东发出了“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的号召。在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经过钱之光多年奠定的基础，经过3年调整，大多数纺织厂的生产水平有所提高。1970年，棉纱产量突破1000万件，达到1131万件。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首次宣布中国棉纱产量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这也是周恩来总理对钱之光主持纺织工业取得重大成就的赞誉。

　　与此同时，钱之光又精心安排由纺织部下放干部为主体组建了湖北安陆棉纺织厂。该厂从1970年起创出了优质、高产、低消耗的优异成绩，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部里还多次举办了该厂创造的新技术学习班，因此全国各地纺织工业生产形势又有所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我在湖北安陆棉纺织厂细纱车间任技术员时创造的“细纱机统筹平车工作法”和另一项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发明专利的“细纱高速元件表面处理新技术”，都是由于在北京国棉三厂学细纱挡车操作和到西北国棉四厂当细纱保全工，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打下的基础获得的。“细纱机统筹平车工作法”是我和车间里一位叫仉同汉的八级老师傅共同创造的，他在敲罗拉方面有绝招。前年夏天，湖北一家大型棉纺织厂邀请我去该厂参观并参加生产技术座谈会，我看到细纱机平车统筹工作法仍为该厂采用。

　　2010年，国资委纺织离退休干部局组织老干部去北京郊区春游时，曾任纺织部机械局副局长的原上海交大纺织系的老校友杨承恺告诉我：“你在文革中下放安陆棉纺织厂创造的“细纱机统筹平车工作法”，上世纪7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推广，并被选入棉纺织技术杂志社出版的《棉纺新技术汇编》。当时香港的行业协会很关注，曾派专人到北京，从部里要去了这本书。”

　　通过多年的工作经历，我深深感受到钱部长为发展我国现代纺织工业、解决人民穿衣问题，安排我们深入基层、接受一线实践和调研的重要性。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所取得的一些小小的技术成果，都归功于一线实践。展望“十二五”，无论是技术攻坚，还是研发创新，希望广大干部职工都不要忽略深入一线锻炼与调研。

　　作者简介

　　王烈 国资委纺织离退休干部局，曾任中国纺织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