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钱之光陪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纺织工业先进工作者 本报记者 徐国营 供图

　　“一五”期间，在钱之光运筹帷幄，地方省市和上海、青岛、天津等老纺织基地大力支持，苏联专家悉心指导下，5个棉纺织工业新基地的建设实现了罕见的多快好省。

　　从基本建设投资来说：1953年新建1个5万锭、1584台织布机的棉纺织厂，总投资3400万～3700万元；到1956年，新建一个8.5万锭、3700台织布机的棉纺织厂，总投资已降到3200多万元。以5个基地平均每个棉纺锭的投资来说：1953年为675.89元，1954年为564元，1955年为430.58元，1956年为344.77元。1956同1953年相比，每个棉纺锭的投资降低了50%。以郑州基地为例，1953年建设第一棉纺织厂时，每平方米厂房的造价为160元，1957年建设第六棉纺织厂时，每平方米厂房的造价已降低为70元左右。1953年新建的郑州第一棉纺织厂，规模为50560锭、1584台织机，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总用工数为93万个工作日；1954年新建的郑州第三棉纺织厂，规模为95760锭、2436台织机，总共用工只有92万个工作日。

　　从建设工期来说：以单个厂计算，新建一个 5万～8万锭的棉纺织厂，从破土动工到建筑安装结束，要1年多一点时间，加上3个月左右的试车期，总共要1年半左右。以一个基地综合计算，由于建设过程中采取厂际流水交叉的施工方法，平均1年就可以建成一个棉纺织厂。

　　投资回收年限也比较短。大多数棉纺织厂在正式投产后一年半左右的税利就可抵还国家的投资。

　　这批棉纺织厂建设得又快又好又省，投资效益显著，因而得到毛泽东的赞许。1956年2月17日钱之光向毛泽东汇报，在讲到基本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时，毛泽东说：“利用标准设计，节省工作量50%，这样做很好。”汇报到1953年建设一个5万锭的棉纺织厂的投资，在1956年可建1个10万锭的棉纺织厂；新建1个8万锭的纺织厂，生产1年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时，毛泽东说：“同样的投资可增一倍设备，并可缩短时间，一年可以收回，你们为国家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毛泽东还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1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这些赞许，对纺织工业是很大的鼓励与鞭策。

　　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5个棉纺织工业新基地，取得多方面的成就，这在纺织工业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新的棉纺织工业基地与老基地交相辉映，使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布局逐步趋向合理。从总体看，经过“一五”建设后的纺织工业地区布局同解放前相比，最主要的变化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沿海地区与内地的比例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棉纺锭过分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畸形布局。以1957年和1949年相比，沿海与内地棉纺锭的比例由4.4∶1改变为3.5∶1。其中棉纺织工业比较集中的江苏、山东、辽宁和上海、天津3省2市，在全国所占比重由84.4%下降至58.3%；上海一地在全国所占比重由47%下降至31%。

　　二是更加接近原料产区，较大地改变了旧中国棉纺织工业远离产棉区的状况。1949年全国棉纺锭62%集中在上海、江苏两地，而当时主要产棉区河北、山东、河南、湖北、陕西五省，棉花产量占全国的72%，棉纺锭却只占全国的15%；到1957年，上述5个主要产棉省拥有的棉纺锭增至247.5万锭，占全国的比重上升至32.7%。

　　三是棉纺织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均衡地分布于主要消费市场，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棉纺织工业生产能力分布与消费市场脱节的状况。

　　（二）新基地的建设，使河北、河南、陕西和北京三省一市的棉纺织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以安装投产的棉纺锭计算：河北省从1952年的12.34万锭发展到1957年的56.86万锭；河南省从8.15万锭发展到48.22万锭；陕西省从16.55万锭发展到60.26万锭；北京市则从无到有，1957年已发展到23.4万锭。有了棉纺这个“母亲工业”，就为进一步发展以棉纱为主要原料的织布、印染、针织、复制和服装等下游产业奠定了基础；并为劳动就业，繁荣当地商业、服务业以及其他地方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造就了一支勘察设计队伍，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纺织工业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这支勘察设计队伍不仅创造性地提前完成了新基地的勘察设计任务，还将设计成果拓展到毛麻丝纺织、染整、针织和化纤等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并从承接国内纺织工程项目发展到援外纺织项目，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工程勘察设计队伍。

　　钱之光高瞻远瞩，抓住管理体制集中的有利条件，集中主要力量在中国腹地接近原料产区和消费市场，用5年多时间多快好省地建成了在纺织工业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5个棉纺织工业新基地，堪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