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前排左五~左八为薄一波、陈云、马寅初、黄炎培，第二排左四为钱之光（穿浅色中山装）。本报记者 徐国营 供图

　　钱之光在其贯穿大革命、十年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20多年革命生涯中，不仅以其英勇、机智、干练和忠诚、清廉，还以其卓越的理财能力和经贸工作领导能力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好评。在革命胜利前夜，钱之光圆满完成在香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和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重大使命后，于1949年春夏之交回到北平，不久即由中央直接安排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陈云直接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开国前后一系列最紧迫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并由此开始了管理现代工业的新征程。

　　当时，上海和全国经济情况都非常困难。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新中国尚未建立，百万大军正向全国推进，军需民用供应极为紧张。如何解救上海当时的危急，以及如何克服全国财政经济困难，是摆在中财委面前十分紧迫的问题。

　　早在上海解放前夕，陈云就已提出，要充分认识到上海解放后“维持上海纺织开工之重要性”。当时，上海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74%，上海的纺织厂纱锭有229万锭，占全国的40%。上海纺织厂的纱锭如果停转，不仅将影响上海的经济，而且会严重影响全国经济。

　　上海解放后不久，银元投机猖獗，占领着市场，人民币挤不进去。后来，武汉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上海市军管会与上海旧经济势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银元之战”，并采取果断措施，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取得了胜利，为日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开端。此后不久，由于货币流量猛增、港口遭封锁，投机家由炒作银元转向“二白一黑”（大米、纱布和煤炭），物价又开始波动。上海等地人民普遍担心经济进一步恶化，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7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致电中央，提议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陈云提出此次会议在上海召开，请东北、西北也派人参加。陈云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就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于是，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并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

　　7月19日，陈云带领宋劭文、钱之光、曹菊如、章乃器、千家驹等乘火车从北平去上海。经过调查研究，初步摸清了上海和各大区财政收支，粮食、棉花积存，黄金银元外钞库存，货币发行和流通等情况以及物价上涨趋势，并与几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交换意见。陈云据此认为：解决全国的困难，必须从上海突破。于是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集中优势力量，先解决上海问题。这一提议得到各大区财经负责人的赞同，为开好会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27日，财经会议正式开始，分综合、金融、贸易、财政四个小组进行讨论。8月8日，陈云在大会上讲话，提出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初步看法。

　　在此之前，由于敌机轰炸，港口又被美帝国主义军舰封锁，因此上海曾向中央提出进行疏散的意见。陈云也曾打算从上海迁移一部分工厂、学校到东北。因此，陈云在8月8日的讲话中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他说，工厂搬家问题要慎重，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

　　在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就棉花、工业生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8月15日，陈云就上述问题作了总结。针对纱厂搬家问题陈云指出，工厂搬了，上海工人失了业，那个地方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现在维持生产虽有困难，但尚有维持的条件。此外，陈云还对资金问题、棉花及粮食的供应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上海财经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指示，陈云在上海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其中有上海产业界代表座谈会，上海纺织业代表座谈会。与会人员对共产党采取的克服暂时困难的各种措施表示拥护。

　　9月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了上海财经会议情况。9月3日，毛泽东致信华东局说：“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易迁移，不轻易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3个人的饭5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

　　上海财经会议的召开，为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钱之光在会议期间协助陈云做了大量工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钱之光出席了成立大会。（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