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节日总是将一年中不同的时令赋予人文色彩，春节的喜庆、清明的哀思、端午的纪念、七夕的浪漫、中秋的团圆都寄托了某种情感或情怀。中国的节日承载着五千年的文化与礼仪。如果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一条河，那么服饰是流，文明是源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就了中式服装的神韵，也造就了节庆与服饰之间相映成趣的关联。
美丽的云裳
虽说服饰之事微小，然而却是历代礼仪典制之所系。
历史上的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制度发达，各种礼仪规定通过同样发达的服装文化得以集中体现。
夏商时期，开始建立礼制，与这些礼仪活动相对应，便出现了各种冠服制度，如祭祀时着祭服、朝会时着朝服，婚嫁有吉服，从戎有军服等。到了周代，冠服制度随着周礼的成熟逐步完善，并被纳入了“礼制”的范围，服饰制度就与礼仪典制结合在一起，服饰也始终作为礼仪的一种表现形式。历史发展到现在，我们的传统礼仪断裂了，随之断裂的还有我们的服饰文化。而事实上，服饰是民族的符号和标识，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弘扬本民族礼仪文化的努力必然大打折扣。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夏礼服”这四个字首尾相连是为华服，它是代表了我们华夏民族精神的礼服。华服以“礼”为魂，以“锦”为材，以“绣”为工，以“国色”为体，凝汇呈现数千年华夏礼服的文明，正是梦寐以求的美丽云裳。华服作为一种礼仪形象的表现，应作为一种精神载体渗透于民俗的礼仪文化之中。
传承与发展
作为国服，日本的和服华美精致，韩国的韩服优雅明艳，越南的长衫自然朴素又具有民族风情。我们中国人也有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服装，那就是华服。
当然，华服并不等于古代服装，华服的设计可以不乏时尚和个性。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华服的设计应该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应该是一个系列”。但在这一个系列中，还是以礼服为主，出现、用于一些庄重的场合。华服不仅可用于官方人士国际交往、国内重要政治、文化场合，民间还能用于重大传统民族节日、婚礼、成人礼、祭礼等重要场合。著名唐装大师杨成贵先生建议，可将国庆节、中秋节和春节中国最典型的3个节日，确定为“国服日”。
在2001年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式唐装”集体亮相，让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立领的含蓄内敛，对襟的飘逸、儒雅与包容，黑白双色的阴阳玄妙，两袖生风里的武术太极，特别是手背于身后时，颌首挺胸的那种从容与顿悟便从这些服饰符号中流淌出来。这使其在海内外华人中迅速流行开来，掀起了一场新唐装热。
中山装也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国服”，它的流行已接近一个世纪。直到现在，在国际场合，张艺谋、陈凯歌、李连杰等人，也都习惯于选择以中山装亮相。
还有那窄窄小小、婉约动人的旗袍，无论是丝的、绸的、缎的、布的，还是金黄、翠绿、藕粉、宝蓝的，它们或鲜艳或素雅，或净花碎图或镶嵌提绣，丝质润白犹如羊脂温玉，立领长盘扣琵琶襟绢花袖，都流传出中国水墨式的飞白写意。
其实华服并不仅仅是唐装、中山装或旗袍，“我心中的华服”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种华服形象。华服的要义在于倡议现代社会对国学，对儒释道的回归。“回归”不是纯粹的“复古”，而是国人对“自家东西”的本质意义上的认同，是一种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民族的文化认同往往会通过民族服装来予以表达，华服必须要有这个特质。
今日华服之设计，也一定要体现时代特征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因为那是国家的象征和民族的标志。设计国服并不是要将现代人打扮成古人。国服的设计应体现华夏文化理念与精神，同时不乏时尚和个性，加入多元设计因素未尝不可，国际流行色、少数民族的图案、传统绣花在设计中都可受到重用。真正做到华美不少一分，色彩不拘一格。
总而言之，华服应该是中国人在正式场合体现身份的穿着。华服的要义，首先在于展现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以中华经典服饰元素形成鲜明标识。第二，华服应该承载和融汇华夏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兼容并蓄，引起中华大家庭的文化认同和共鸣。第三，华服在发掘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当融入现代感与国际化，使得当今世界对中华民族新风采形成统一的共识。华服应该具有标志性、经典性、民族性、兼容性和现代性这五大元素。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隔断的文明，但中华服饰文明却因种种历史原因而产生了诸多“断点”。因此华夏礼服不是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服饰的翻版，而是要将五千年文明的断点与断代承接为一脉，再将其历朝历代之服饰精华一脉贯通。同时，汇集全球服饰之精工技法，博采世界民族之林的多元文明，达到一世融汇之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