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三十年的中国服装业，路径依赖陷阱的规避，从未显得如此重要。

　　2007年2月底，“无用”和吉芬先后登陆巴黎时装周。　　

　　和中国服装品牌开始走上世界同步的是，2007年3月30日晚，法国皮尔·卡丹在北京举办“即兴瞬间”时装发布会。 　　

　　实际上，这离1979年皮尔·卡丹在北京举行第一场“服装观摩会”，已有近30年的时间。　　

　　当时尽管皮尔·卡丹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但当音乐响起，外国模特还是让台下的中国观众遭遇到了猛烈冲击，台上的多姿多彩更与台下一片“革命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服装界开始打破黑、灰、蓝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西服、牛仔服、喇叭裤、蝙蝠衫等时髦服装，红色、黄色、绿色等单一色彩也流行起来。　　

　　“30年前，中国人大多穿着清一色的‘制服’”，今天的皮尔·卡丹这样说：“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时尚业发展令人惊喜”。

　　那个令人激动的春天
　　
　　转折点发生在是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但是，温州在1979年才得到这个消息。当年2月1日，温州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研究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然而，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很遥远，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彻底割掉。显然，那时占主体的是上海海螺、北京天坛等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只占非常小的份额。

　　1982年春天，温州“电器大王”、“邮电大王”、“目录大王”等“八大王”被定以“投机倒把罪”，其中“电器大王”就是郑元忠。　　

　　仅半年后，一场被称为“红色会议”的表彰会召开：市里要开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随后不久，郑元忠获得了自由，开始了服装企业的创建。　　

　　而更多的服装企业家，当时为了生活需要，也开始了创业生涯。此时，产业梯级转移已开始，生产线从韩国和台湾等地运过来，流行信息也开始进入国内，“三来一补”和三资成为特区的特色。　　

　　开放了的中国，刺激了产能。1982年底，中国纺织品服装在北美、日本超过了台湾，中美开始就纺织品贸易展开拉锯战式谈判。这一年，WTO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召开，中国外经贸部派了一个司长前来观摩，法新社当即意识到，“中国试图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的一员。” 　　

　　虽然，产品数量在提高，但在旧体制下，企业自主权依然很少，缺乏活力。　　

　　1983年秋天，步鑫生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他当上厂长后，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扣工资，甚至开除。他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着实让一些老工人不满意，时不时有一些告状信写到县里和省里。　　

　　当年11月6日，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内参”中看到关于步鑫生的报道，写了一段批示，认为其经验可使企业领导受到教益。　　

　　十日后，新华社向全国报纸发了“通稿”，胡耀邦的批示以“编者按”的形式发出。有趣的是，不久后发表文章，指责步鑫生专断独行，开除厂工会主席。　　

　　很快，一个联合调查组进驻海盐，随后新华社播发了浙江省委支持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报道，并且配发了“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按语。　　

　　一场学习步鑫生的热潮在中国掀起，“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等改革格言迅速传遍全国，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改革理念成了主旋律。　　

　　此时的高德康，依然每天往返于常熟和上海，但交通工具由摩托车代替了自行车，经营业务也不再局限于“来料加工”，已向“贴牌”转变。　　

　　但就在1985年前后，温州皮鞋开始以质量低劣而闻名。1987年，杭州人把5000多双温州假冒劣质鞋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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