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末，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扩红”运动的展开，中国工农红军队伍迅速扩大，从作战和管理等方面服装统一的必要性也日益显现。1929年3月长汀长岭寨一战后，红四军前委为提振士气，决定赶制4000套正规的红军军装，从而使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

　　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

　　1929年3月，长岭寨一战后，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闽西重镇长汀城和周围的农村。当时长汀人口约2万人，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解放长汀后，红四军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并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借军饷，共筹得5万余元。“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奋。”红四军前委决定给每位指战员4块光洋军饷。

　　同时考虑到红四军自创建以来，“军装”各式各样，相当破旧，急需更换。前委决定利用这些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赶制4000套军装。长汀秘密工会协助红四军后勤供给部购置布匹。当时商店没有灰布，后勤供给部就与染布坊联系，帮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然后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工人和一家专做军装的裁缝厂组织起来，在南门街郑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后来发展成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由于时间紧，数量多，工人少，机器不够用，临时被服厂两班倒，每班8小时，日夜加班赶制，当时共有裁缝师傅20多人、缝纫机12台。军服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进行缝制，然后在军衣的领子上缝上两块红布领章、八角帽前缝上五角星。

　　由于此时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红四军前委决定将4000套灰色军衣的红领章上都缀上黑边，表示纪念。这是红军史上唯一的红领章上缀有黑边的军装。

　　美国作家史癎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德将军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在那之前，我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色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定有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我们来说，却真是其好无比了。’”

　　红四军干部战士穿上新军装，士气大增，在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毛泽东曾作演讲，其中说道：“红军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陈毅则对军服的颜色做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这也是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

　　30多年后，1965年6月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的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毛泽东笑着说，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穿起来好神气，罗长子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毛泽东接着说，罗长子把大号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得陈毅哈哈大笑。陈毅接着说，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了。

　　红四军换上新军装后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也陆续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1932年以后，各地红军着装的军服基本上趋向一致。上衣为灰色中山装;军帽是八角帽，帽徽为红布五角星;军上衣是立翻领，4个带盖加扣的明兜，领口上缀一副红布领章;下衣是有插手口袋的西装式军裤，打绑腿。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红军军服样式虽然逐渐统一，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红军服装的颜色多为灰色，但也有不同的颜色。比较典型的是红二军团的军装：红七师为灰色军服，红八师为青色军服，红九师为蓝色军服。

　　1931年12月间，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中央军委总经理部所属被服厂为其赶制了一百多面旗帜和一批冬装。这时，起义领导人到红军总司令部，提出了把军装改为列宁装的请求。红军总司令部研究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决定红军军服样式改为套头衫、小翻领，上面两个小口袋，紧口袖的列宁装，要求被服厂立即进行加工，为第二年夏季换装积极做准备。经过艰苦的努力，在1932年春红军攻打漳州时，实现了全军每人发两套列宁装的计划。这是统一红军服装中的一个插曲，究竟是中山装式还是列宁装式，还未完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