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与时尚走秀，如今已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但在30年前，它们都带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

 　　一切从“苏州游”开始

　　1978年11月30日，50个上海人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悄悄”来到了苏州。

　　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上海出游的第一个旅游团队。不过，在当时，没有人敢宣称自己出去“旅游”，而仅仅说是“散散心”。

　　旅游，这种在“文革”期间备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以这种“散散心”的方式，悄然回到上海，并很快在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和高级职员中间流传开来。

　　1979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

　　与“悄悄散心”的提法不同，上海旅行社于1979年推出的“国庆游”，可能是“文革”之后第一次公开提出“旅游”的说法。在该旅行社工作了30多年的王天范记得，1979年9月1日，上旅“国庆游”首次开始报名。8月31日晚，就有人开始在福州路上的上旅门市部通宵排队。“人龙一直甩到云南路上，有百米多长。”

　　时至今日，当时的“服务员”(导游)王天范，依然能想起1979年“国庆游”中的一幕：杭州的苏堤上，他给游客念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游客有的泪如雨下。

　　1978年12月底，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成立了旅游组。这是上海的旅游业在“文革”之后开始复苏的最早迹象。

　　1979年2月，第一家专业旅行社上海旅行社终于重新在上海滩立起大旗。

　　1981年，街道、医院等开办的集体制“老13社”陆续诞生。上旅一汽旅游组等有了春秋、东方、新华旅行社等强劲的竞争对手。

　　王天范记得，当时最经典的线路是“苏州一日游”，经济团每人只需要7.5元，便可以在苏州最有名的饭店松鹤楼吃一顿午餐，一桌10人四个冷菜八个热菜。而“杭州一日游”的飞机班则是当时最贵的线路，每人21.5元。吸引游客的是它的交通工具——一架美国二战时留下来的“三叉戟”飞机，能够直接从上海飞到杭州。有些游客为了坐飞机而专门报这个团。当时，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8元。

　　出门旅游先换粮票

　　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旅行社，远不如今天这么容易。

　　那时还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打印机、传真机，电话费很贵。上海一汽服务公司旅游组的导游谢惠国每每统计了游客人数后，都要发电报到苏州、杭州的旅店，告知游客的到达时间、所需房间数量和用餐标准等。

　　旅游线路的广告传单上，还要注明旅客需“自备半斤粮票”——只有这样，他们在异地旅游的时候才不会饿肚子。

　　身体上苦一点没什么，那时的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宣泄。已经过去30年了，王天范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和两位老旅行家登富春江严子陵钓台、吃红嘴扁鱼的情景：“我们要了一瓶啤酒，在半山腰的钓台上看江景。鱼唇上真的有一点红，肉质非常鲜美。”后来作为导游的王天范去了富春江不下百次，对自然美的精神感应，再没有这一次这么强烈。

　　300外宾进上海

　　1978年，随着旅行社等民间旅游的兴起，上海市政府也开始将旅游纳入视野。当年5月，上海市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成立。不过，当时对旅游的定义主要是为外事服务。

　　1977年10月，一艘荷兰籍环球旅游船抵达上海港，在上海外事部门的协调下，船上300多游客上岸。此事直接触动了上海入境游的恢复。

　　“中国刚刚结束政治运动，外国人很好奇，想看看那时的中国到底啥样。”时至今日，派去接待外籍游客的谢惠国依然难忘当时上海市民对这些外国人的关注。当时他才22岁，见到荷兰人很拘谨，荷兰人用英语和他打招呼，他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当时用于外事接待的只有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属的华侨、国际、衡山等六大宾馆。最多时，几千人同时要在上海过夜，住房紧张得厉害。一些没有地方住的老外，通常就会被旅行社临时拉到苏州甚至到船上过夜。

　　1979年，上海旅行社开始建造上海宾馆，接着又有了虹桥、华亭、银河等上海市自己建设的旅游宾馆，也开始接待外籍旅游者，这意味着上海的旅游业结束多年的封闭状态，正式对外开放。

　　皮尔·卡丹来了

　　在皮尔·卡丹的传记里，皮尔·卡丹这样告诉他的朋友们：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国家，给每个人钉10个扣子，就是100多亿。

　　皮尔·卡丹没有钉扣子，他选择了中国的丝绸。用他的设计，中国的面料，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时装模特儿。

　　当时在外贸部研究所工作的程天宝回忆，皮尔·卡丹是以外贸部的名义请进来的。那时候还需要公安部批准。

　　当时没敢提是时装表演，只是说经验交流。在内部也有争论，外贸部的党组还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都拿不准，怕惹麻烦。最后是比较高的领导拍板做了决定。”模特表演的合作单位是中纺公司，据程天宝说，那次表演单位都不敢挂名，对外也只简单的称为观摩会。

　　在张舰、贡海斌等第一批进入模特行业的中国人眼里，皮尔·卡丹更像是一个布道者。他带来的是关于时装、模特和品牌的理念。当时刚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张舰对模特的概念是画画用的。他第一次看到时装模特的感叹是，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事情。

　　初见模特观众目瞪口呆

　　1979年4月初在民族文化宫的第一场模特演出，被新华社记者李安定形容为“洪水猛兽”。当时的模特都是外国人。在回忆文章里，李安定这样描绘那场时装表演：那些身着皮尔·卡丹代表作——从中国宫殿挑檐获得灵感的耸肩衣裙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观众形成了鲜明对照。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致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台下的人们竟像—股巨浪打来，把身子齐刷刷地向后倒去。

　　“我们看得眼睛都发直了”，刘保祖被那种短款和超薄的衣服震住了。之后他们聚在一起聊的话题是，这些衣服肯定穿不出去，那是做什么用的呢？

　　在刘保祖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安定在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个稿子发出去。演出结束，《参考消息》上登了一篇香港报纸的评论，批评中国人连衣服也穿不上，却看什么法国时装？这个消息传达出的对模特和时装的微妙态度，最终使李安定的稿子没有发成。

　　关于美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直牵动着当时人们的神经。1981年8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起了关于什么是美，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讨论。在发起的一周内，收到了几千封信，有对于奇装异服的不满，但更多的是青年人认为衣着应该由自己决定的坚持。

　　卖菜青年转行做模特

　　同样是1981年，皮尔·卡丹开始挑选中国人做自己的模特，让中国人穿着自己国家的面料表演。

　　皮尔·卡丹招中国模特的时候，贡海斌已经由于英俊的外形从染房工人成了一名电影演员。当皮尔·卡丹的代表宋怀桂找到贡海斌的时候，他对模特还一无所知。

　　皮尔·卡丹面试他时，问他见过模特吗？并请出两个模特，衣着鲜艳，头发金黄。两个模特走了一段，三个电影演员全傻了。“就觉得怎么这么高级呢”，贡海斌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

　　贡海斌选择了这个职业，另外两个演员退出了。皮尔·卡丹告诉他，“你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模特”。得知贡海斌是染衣工，皮尔·卡丹惊奇不已：“衣服为什么要染呢？旧了换新的就行了。”贡海斌想了想，没有回答。

　　和贡海斌同时成为第一批职业模特的来自各个行业：卖菜的，餐厅服务员，录音师……但每个人都有对美的梦想，同时他们也承受着家庭的压力。贡海斌的所有亲戚都反对他当模特，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当的行业，而且“走路谁不会，这碗饭吃不长”。那时候贡海斌是队长，十几个模特非常执著。他们每天晚上在鼓楼附近练，练完了没有公交车，就走回去。六七里路，在马路上迈着模特步，走得“啪啪”响，就像要踩住梦想的尾巴。

　　别上韭菜花参加宴会

　　1981年3月18日，在北京饭店第一次正式演出。几百名观众，国内外媒体的照相机围满了台子。

　　贡海斌穿了一套紫红色西装，丝绸面料，腰上一条粗腰带，脖子上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走出去，他只能感觉到闪光灯不停地闪烁。走到最前面，他忘记了回来，“我流泪了”，直到所有的闪光灯都停止，他才想起该回去了。那天掌声如潮，久久不息。

　　当天晚上，皮尔·卡丹请模特们一起去参加晚宴，让他们挑选一件表演时最漂亮的衣服，男模特要在胸前口袋里别一朵花。

　　那时候北京没有地方卖花，后来一个卖菜的模特说他有办法。晚上，那个模特捧着湿毛巾，里面盖着四小束小黄花，很漂亮。他告诉自己的同伴，这是韭菜花，从菜上掐的。

　　这四束花引起了很多外国人的好奇，他们问这是什么花？贡海斌说这是中国花。最后皮尔·卡丹问起，同伴说了真活。中国模特胸前别的是菜。

　　他当时想，总有—天，北京会到处是花，到处都是漂亮衣服。

　　摘自《日志中国》新京报社编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