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具备海量气度的汉服冠冕，在铁腕政策和现代文明的前后夹击下，朱颜渐改，玉碎当代。 
　　“如果用‘汉服’这个词，我宁肯将之称作为‘华服’，‘中华’的‘华’。”北京服装学院教授，专注于中国服装史研究的袁仄如是说。袁仄认为，“汉服”的称谓可用，但是不够严谨，从广义的服饰文化而言，汉族人历史上所穿戴的传统服饰，都应该归入此类，而不仅仅是汉族政权主政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完成的，不能简单地把汉族孤立起来看，“华服”也许是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发展历程的接纳与尊重。

　　“华服”自始至终依存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魂的庇护，随之蓬勃，也随之香消玉殒。

　　公认的中国冠服制度的初步确立是在夏商以后，至周代渐趋完善；基本形制在先秦时逐步成熟，历代又有沿革，春秋战国时期的曲裾深衣、魏晋人的笼冠、宋代的圆领大袖袍衫……虽然差别较大，但端庄、秀丽的格致始终保留，美国著名设计师肖佛尔说，中国服装的设计具有“感情温顺”的精神。因为上流社会大都采用丝绸的材质，中国汉民族服饰的悬垂感独一无二，飘逸灵动，“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华美气度有倾国之姿。

　　尽管有一定之规，汉民族传统服饰与外来文化的相互融合从未中断。中国服装史上有几次意义重大的“混血”。赵武灵王强制推行“胡服骑射”，中原武士短衣紧裤披挂利落的形象惊世骇俗；盛唐兴起的圆领窄袖，曾经在当时的中亚地区广泛流行；民国则是汉族传统服装吸收借鉴的一个高潮，特别是旗袍，袁仄认为这甚至是中国传统服饰最优秀的一次改良，有满族服装的一些特点，又吸收了西洋的裁剪工艺，紧身、合体，改变了过去重重包裹，弱化女性形体特征的陋俗，体现了现代审美观。

　　只是这类革新丰富了汉民族传统服装的式样，却不能够拯救其衰颓的运命。事实上，汉民族传统的冠冕衣裳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也只是延传至明代。到清统治者时，严格地实行了“剃发易服”的政策，无论汉族官军商民，一律改穿满清民族的服式，否则就将受到严惩。

　　《研堂闻杂录》记载，有两个汉族青年到庙会上香，不小心戴了汉式方巾，当即被抓来打了几十棍，而后斩首示众。反抗的斗争此起彼伏，因江南一些汉人不愿意削发曾发生了“嘉定三屠”的残酷大屠杀。后来，清统治者被迫让步，制定了“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等相对宽松的政策，既使满族衣饰占主导地位，又保留了汉服的一些特点。

　　后来，人们在高压下逐渐习惯了满装，即使是在推翻满清王朝后，当政者袁世凯也把长袍马褂定为常礼服；而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也是：袍子和马褂(满族服饰)！到此时，传统“汉服”冠冕即使要光复也已经无迹可寻了。鲁迅先生在《洋服的没落》中将长袍马褂戏称为“外国服”，就记述了这种尴尬：“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

　　而已经“朱颜改”的汉民族传统服饰此时还在向西方借鉴，一息尚存地作着改良，中山装与旗袍都是改革的成果。但活色生香的“华服”时装路刚刚开头便夭折了，接下来的建国后极左思潮，夸大了所谓工农大众的审美观；文革时期登峰造极，在“破四旧”的飓风里，中国进入了一个苍白的，没有色彩、没有传统、没有文化的审美真空地带。汉民族传统服饰与传统文化一道粉身碎骨，遭到了真正致命的打击，乃至被汉族人自己遗忘。一汉族网友回忆：“小时候，每次画民族大团结的时候，就总是烦恼该给汉族小朋友穿什么样的衣服……”

　　改革开放初，思想再一次得到解放，人们却在早已被打倒的传统里茫然无措。取而代之的是西式或日式时髦：大领子、喇叭裤、幸子服、光夫衫，80年代大学毕业的袁仄回忆，那个时候的人们太饥饿了，太缺乏时尚了，把所有能够拿来的东西统统尝试了一遍，惟独没有的却是中国自己的传统服饰。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消费者逐步走向成熟，APEC会议领导人穿唐装曾经在民间引发过短暂的唐装流行，但是很快销声匿迹，“那样的大团花图案并不符合中式服装内敛、含蓄的内在精神。”袁仄剖析其原因。

　　21世纪，包括网友“天涯在小楼”在内的青年人们从虚拟走向现实，开始为“华服”哀悼，虽然是坐在麦当劳里，穿着古奇时装，随口唱着“My heart will go on”(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虽然对传统的印象可能只是来自古装剧《新白娘子传奇》肤浅印象，仍阻碍不了那种华服不再的热烈感伤：“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