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社会的横断剖面还是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服饰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服饰变化，是与其总体文化的演进紧密联系的。只有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对该民族的服饰作出深刻的理解。

　　文化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物质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文化现象。反之，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凡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可以归结为文化。

　　在刚刚与动物相揖别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早期人类是没有任何服饰的。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和人、猿人最切近的进化环节是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一切哺乳动物（也包括鸟类等非哺乳动物），和外界气温的适应和体内温度的调节，是靠皮毛来实现和进行的。秋冬绒毛生长，春夏绒毛脱落，是鸟类兽类中随处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如果猿和人的揖别点是以学会制造工具来确定的话，不可能在学会制造工具的同时，第一批早期人类的体毛就会掉光。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原始人类与外界气温的适应和对自己体温的调节，仍然是靠体毛来实现的。随着早期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的提高。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逐渐确立，人们才慢慢学会利用自然物来遮蔽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而体毛的脱落和经过简单缝制的衣裙的出现，则经历了更长的时间。我国古书《世本》佚文中有 “伯余作衣裳”、“胡曹作衣，胡曹作冕”、“於则作悱履”的记述，肯定衣裳出现于“伏羲、女娲、神农” 的三皇时代。传说中的“三皇”时代对我们来说当然十分遥远，但在人类进化史上却是相当晚近的事。同时还应该指出，象衣裳之类日常用品的制作或发明，绝不可能是个别人的事，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传说中的“胡曹”，只不过是当时人类群体的一种代称。《中国文化史》一书的作者柳治徽先生明确指出。“自燧人以迄唐、虞洪水之时，其历年虽无确数，以意度之，最少当亦不下数千年。故合而观其制作，则惊古圣之多；分而按其时期，则见初民之陋。牺、农之时，虽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诸物，其生活之单简可想。至黄帝时，诸圣勃兴，而宫室、衣裳、舟车、弓矢、文书、图画、律历、算数始并作焉。故洪水以前，实以黄帝时为最盛之时。后世盛称黄帝，有以也。然黄帝时之制作，或侍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土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力。故知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于少数智能之士。而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著眼于人民之进化。勿认开物成务，为一人一家之绩也。”

　　我们知道，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文化，可以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这样三种大的类型。其中，物质文化实在具体，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处处使人们觉得不可缺少。

　　和一切物质文化的创造物相一致，服饰也拥有具体形象、直视显眼、实用普及等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穿戴一定的服饰，而且服饰是无保留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人们只要上下打量一眼就可以了解到他的服饰的质料、形制、色彩、组合，从而也就可以大略了解这个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之上。由于服饰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材料剪裁缝制而成，衣裙的用料如何，也就可以反映出穿衣人自己及其生活的。社会的生产发展程度，反映出穿衣人的经济状识和生活水平。又由于服饰都不是纯粹的天然物，总要进行剪裁缝制、琢磨加工和连缀搭配，所以它又直观地反映出一定地区、一定民族乃至一定时代的工艺技术水平。服饰还是一定社会内地域划分、等级区别的标志，一个人的服饰也就是一定社会地位的显性表现。除此而外，人们的服饰还都是工艺品、艺术品。它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必须与具体的人体结合而充分展示其艺术性，因此它既供穿戴者欣赏，更供旁观者欣赏，同时，服饰这一艺术品不依靠与日常生活的分离而恰恰要依托与日常生活的统一而确立自己的艺术地位。这样一来，服饰的质料、形制、款式、色彩无不体现出穿着者本人和周围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习惯、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甚至体现出一定的礼乐制度。总之，服饰文化首先是一种现象、直观的物质文化，但在这一形象、直观的物质文化物中，却又包含着极其广阔、深刻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内容，因而具有无比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内容。

　　关于服饰的起源和用意，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服饰起源于御寒，有的认为起源于遮羞；有的认为穿戴的用意在于装饰，有的认为在于显示自己富有。应该说除了“显示富有”诞生较晚，是在私有制社会出现以后的事以外，御寒，遮羞、装饰作为服饰起源的动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讲的是“现实的”服饰。因此，得到这么一个初步的结论；服饰是人类文化的显性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