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昆虫是比人类资格更老的一种生物。人类的历史才300万年，而昆虫却早在3亿4000多万年以前酒已经出现了；它进入全盛期距今也已经有了7000多万年。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人类生活，则是较晚的事。根据古代神话传说的记载，早期先民过着饮血如毛的艰苦生活：“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伤害腹胃，民多疾病。”那么在他们这时的食物中，是否包括各种昆虫呢？我想这应该是不言自喻的。尤其是自然灾害或是其他特殊原因造成主要食物（草木果实及鸟卵兽肉）匮乏的时候，那些个体较大的昆虫肯定会成为先民的食物。自然界的昆虫数量极大，又极易捕捉；而当人类发现火以后，烧烤的昆虫散发出其他兽肉所没有的独特香味，更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使昆虫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一种更为自觉的食物来源。《周礼》记载周代专有昆虫食品蚁子酱，而且有很高的身价，只有上层人物才可以吃到，或祭祀时才可以使用；《礼记》上记载蝉、蜂在当时君主们的筵宴上属于山珍海味一类高级食品。那么周代的这种饮食习惯难道不是先民饮食传统的遗留，而是突然间才出现的吗？显然不可能，它只可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而且这种遗留一直延续到现在。 

　　昆虫与早期人类的第二个联系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养蚕。我国古代的蚕桑业十分发达，养蚕历史久远，形成一套十分有体系的蚕桑文化。据专家们考证，中国古代的养蚕开始于5000多年以前，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已大量出现蚕、丝等象形文字。由于蚕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它的地位十分崇高，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这也是古代养蚕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代又一代蚕农不但辛勤劳动，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使养蚕技术不断进步，有关这方面的大量古代典籍，显示了在很久以前我国古代的养蚕技术就已具备了很强的科学性。例如八代蚕的培养，解决了昆虫学上的“滞育”问题，使蚕可以在一年之内连续繁殖多代，可以说这是对古代养蚕业的极大贡献，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虫进入文学、艺术领域显然要晚于与人类物质生活的联系，但也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已发现蝉纹，有的与实物十分相像，是写实的手法；有的则加以变形，形成蝉形的几何图纹。这些蝉纹的作用是装饰，是艺术化的，并没有实用价值。这一时期的蝉形玉器也很多，作为饰物佩戴，甚至作为帝王的殉葬物，可见它是一种有较高身份的艺术品。后来汉代宫中以玉蝉作为冠饰，成为高官显贵的标志。从魏晋开始，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逐渐形成虫草一派，专门表现世间万千草虫的优美形象，寄托人们对自然情趣的追寻和对美的探索。至于诗词歌赋中的昆虫题材，不但出现的很早，而且数量极多，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的海洋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趣味和风格，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另外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领域，如陶瓷、雕塑、漆器、剪纸等艺术中也广泛存在昆虫题材。 

　　在丰富多彩的古代民俗活动中，斗蟋蟀和畜养鸣虫是两项极有趣味和吸引力的活动。相对来说，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民俗传统的形成，斗蟋蟀和鸣虫畜养要晚一些。虽然《诗经》中已有对蟋蟀和其他小昆虫的描述，尤其对他们的鸣叫声描绘得十分生动，但这时还没有将听其鸣叫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娱乐活动来进行，当然也没有出现斗蟋蟀的游戏。尽管如此，这两种民俗活动也已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而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甚至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小虫微物，它究竟有什么魔力吸引得古往今来万万千千的人如醉如痴呢？我觉得这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要言之，这种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独树一格的民俗活动，也许更能反映出我们民族心理的一个侧面：崇尚自然，自得其乐，在对大自然的追寻中实现心灵的宁静和精神上的愉悦。事实上，以草木虫鱼作为诗歌、绘画以其他艺术的题材，无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庄思想又是有密切联系的。 

　　中国古代虫文化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少虫文化的现象已经早就消失了。例如因为古代生产力和认识能力的低下而产生的“虫崇拜”思想，《诗经》中“螽斯羽洗洗兮，宜尔子孙振振兮”，用螽斯的多子象征子孙繁盛，这分明是原始生殖崇拜的反应，现代社会的人们当然不会再有这种观念了；而“贪酷致蝗”思想，以其他因虫而产生的吉凶善恶观念，也大多不存在了。原因很清楚，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基础是愚昧无知或是观察认识上的失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有利条件，产生那些思想观念的基础已经丧失了，所以这些思想观念理所当然地不存在了。但是另外一些东西，如民俗上的虫文化现象，却没有消失，像斗蟋蟀、养鸣虫的习惯，仍在民间很有市场。其原因在于这些活动的本身有极强的娱乐性，而娱乐是不分阶级和时代的，这就不同于上面所说的意识形态的领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