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丁奎英，不久前应邀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当了回嘉宾。主持人请出3个模特，让老爷子目测她们的“三围”。虽然离得老远，但老爷子只用眼一瞥，立马说出每人的尺寸。主持人拿皮尺一量，竟和老爷子说的相差不到一厘米。“嗬，您可真厉害！”主持人不由惊叹。

　　老爷子微微一笑，心想：“这算什么厉害？我量了一辈子男装，量女装还是外行呢。”

　　丁奎英跟剪子已经打了近60年交道。这位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的退休高级技师，“打北平（即现北京）一解放，就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做衣服”。

　　父母都是京郊农民，他打小跟着种地，15岁进城学徒。他师傅是京城有名的裁缝王子清，客户多为达官显贵，他常被派去给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送衣服。

　　王子清虽是他姨父，但干活时只让他站一边看，绝不教他。“叫我看就不错了，别的徒弟连看都不行，有的一辈子都不会剪裁，更甭说设计了。”丁奎英就这么边看边琢磨，20岁出头已能独立裁剪西服、大氅了。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入香山。首任市长叶剑英派人进城找王子清，给中央首长做衣服。此前，叶剑英在北平进行国共和谈时，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位京城名裁缝。

　　四五个徒弟便跟着师傅，扛起装衣料的大包袱直奔香山。“当时给好多人量尺寸，做完了都不知道谁是谁。”老爷子回忆道，“后来才知道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任弼时、彭真……”

　　“毛主席进城后穿的头一套新衣服，就是师傅带着我们做的。”虽事隔半个多世纪，丁奎英仍记忆犹新。

　　起先，毛主席的秘书拿一套旧衣服来找师傅，要求“照这做一套”。衣服取走后又被送回来，原来那套在延安做的旧衣服太肥大，同样尺寸的新衣服穿着不合适。王子清便到香山给首长量尺寸。

　　“好家伙，这可是毛主席的衣服呀！”师傅回来后特兴奋，“去，打点儿酒喝，喝完干活。”师徒一夜没睡，拆了衣服重做。师傅留下毛主席的衣服纸样，后来，给毛主席做开国大典时穿的黄呢子礼服，就是照这样子做的。

　　“嘿嘿，知道毛主席办公时穿什么衣服吗？”老爷子笑着卖了个关子，“最普通的平纹灰市布中山服。师傅裁，我做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人一套。”他钦佩这些中央领导人，“后来他们的胳膊肘磨出大窟窿，换个小袖接着穿。”他记得还给毛主席做过脸盆套、茶缸套。

　　新中国成立后，丁奎英跟师傅去了中南海。几年后，师傅出任友联时装厂（后更名“红都”）厂长，把他也带去了，给中央领导和国内外名人做了几十年衣服。

　　而丁奎英的“神剪”之称则来自亚运会。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红都”承担了为亚运会37个国家的官员、工作人员制装的任务。老爷子当上了负责打版、监工、制作的头儿。

　　“上千种版型，摞地下足有一米高，我一人包办啦！”他得意地比划着。他带着徒弟们忙活了一年半，做出30种、730个规格、8种颜色共计15289套服装，“没一套砸了的！”老爷子一脸成就感。

　　亚运会后，北京市政府曾授予他“科技一等奖”，老爷子眯着眼睛笑道：“呵呵，裁缝和科技差远了，我能得奖主要在技术上有两下子。”

　　他的绝活是：做西服可以不量尺寸，只凭目测，就能裁剪出合适的西服。

　　丁奎英72岁那年退休后，慕名找他做衣服的人依旧络绎不绝。德国《南德意志报》总编辑来中国，指名道姓要找“给毛泽东做衣服最多的人”。丁奎英被接到他下榻的饭店后，他提出：“照着毛泽东当年穿的衣服给我做一套，要手工做，不要机器。”当他穿上合体的“毛式”中山服后，赞不绝口。

　　如今，老爷子眼瞅着就快80岁了，“心气儿高着呢，可身体不行了”。他每天读书看报，凡和服装有关的全留着，“只要是服装的消息，我特灵。研究服装没个头，我就好这个。”

　　每天下午，他都去他家附近“红都”的一个门市照个面儿，“那儿还挂着我一大照片呢，当招牌用。”这位北京市劳模呵呵一乐。

　　眼下，丁奎英最关心的是，奥运会的服装到底什么样儿？“有人说是唐装，有人说是汉服，我看还得西服。”老爷子对西服情有独钟，“我穿着屁帘儿时就见过西服。‘红都’的6代西服版型，都是我打的。”他咧开缺门牙的嘴，哈哈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