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市场 大胆“投其所好”

　　按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形势，扩大纺织品出口的主要目的是打入西方市场，包括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要在短期内把对西方市场的出口量和出口额搞上去，难度是比较大的。钱之光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对于如何对待纺织品出口，生产部门和外贸部门之间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以产定销，即“有什么出什么”；另一种是以销定产，即“要什么给什么”。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上纺织品供不应求，“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主动权掌握在供货一方；而现在不同了，出口要转向西方市场，原有的做法行不通了。当时，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传达了陈云、李先念的指示：“做生意要听客户的，要根据国际市场需要组织生产，不然生意就做不成，应该是人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也可以多试制一些新花色让人家选购。但首先要做到我们试制出来的新品种是人家需要的，而且要经过试制试销。”

　　在树立了“要什么给什么”的观念后，纺织品出口还遇到一个障碍，那就是极“左”思潮的干扰。当时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左”的思想极为严重，设计一些有特色的花型图案、服装款式，会被斥之为“奇装异服”，使设计人员的思想受到很大束缚。为了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钱之光等纺织部领导做了许多工作。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一次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钱之光明确提出发展纺织品出口要“投其所好”，“不管是花衬衣还是百褶裙，只要他们要，就可以生产”。在当时，这种提法是很大胆的，需要一定的勇气。

　　资本主义市场对纺织品的质量要求高，品种要新、变化要快、交货要及时，而且对产品的要求因时而异、因国而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要求。钱之光一再号召全系统要适应这些要求，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提高产品档次。经过努力，国内很快出现了一批质量稳定、信誉卓著的名牌产品。如在上世纪60年代，3036跳鲤细布、4040绿牡丹府绸等畅销东南亚及港澳市场，3036跳鲤细布在香港市场被称为“大陆跳鲤”，每天挂牌上市，以后又发展为漂布、色布、花布，出口数量一翻再翻，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品牌。上海等地开发的仿蜡染花布是针对东非人民的喜爱生产的，品种花色对路适销，创造了很高的附加值，赢得了广泛赞誉。

　　当时，化纤纺织品生产正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很快。如人造棉布、涤棉混纺布、毛涤纶织物、麻涤纶织物，接着又开发中长纤维织物。人造棉织物1966年出口量达1.45亿米，比1960年增长5.8倍；涤棉混纺布1963年开始出口时仅40万米，1969年已发展到2100万米。

　　为了适应提高档次、改变出口纺织品结构的要求，纺织工业还加快了原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国务院指示：纺织工业调整基本建设战线后，用腾出来的资金迅速改装和增添一些必要的设备。纺织部根据指示精神，在两三年时间内增添了一大批精梳机、捻线机、宽幅织机（当时称为“三机改造”），以及一批新型印染后整理设备。1960年~1962年的3年间，全国棉纺精梳机由276台猛增到1085台，棉捻线机由142.8万锭增加到219.9万锭，宽幅织机由0.95万台增加到1.75万台，大大增加了精梳纺织品、线织物、宽幅布等较高档次纺织品的生产能力。毛纺、麻纺、丝绸等行业也通过技术改造增加了中高档产品的生产能力，如毛纺业增加了条染、复精梳设备，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技术改造的成功，使我国纺织工业的生产技术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步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提高了我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中央有关同志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纺织工业克服各种困难，纺织品出口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从1961年到1964年的四年间，在全国外贸出口明显下滑的情况下，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不仅基本上保持了前几年的水平，还略有增长，累计达到20.5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收汇65.5亿美元的31.3%。其中，1961年纺织品服装出口额5.31亿美元，占全国当年出口总额14.9亿美元的35%，是四年中最高的一年。在这四年间，我国为偿还苏联债务，对苏出口的纺织品总额约15亿美元左右，对苏出口的大衣呢、中厚花呢、纯毛毛毯等毛纺织品高达我国产量的1/3；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也在逐步推进：1964年出口棉布7.37亿米、人棉布1.11亿米，与1960年相比，分别增长25%和341%；出口地区也迅速扩大，遍及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