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上海开埠比较早，故而西装也流行得早一点。在童年时代，我就喜欢穿西装，因为穿着那种服装觉得大度，行动方便。那时，父母请人给我做了一套咖啡色的西装，我在左上的口袋里还插了一块手帕，腰板挺直，显得有气派，与弟弟一起在派克照相馆拍摄一张合影。大约已过一个甲子了，这张泛黄的照片还收藏在我的相册里。

　　以后，家里经济拮据，一家人的穿衣、着鞋大都出自母亲的勤劳之手。特别是毛衣，一家老老少少穿的都由她编织。故而，我戏称她为“毛衣厂厂长”。如今她虽已归西几年，可我身上还穿着她织的毛衣。当然，她无力制作西装。

　　上海的西装，据说雷蒙是一流的。近日看到一段文字，记述雷蒙等上海名店迁京的故事：50年前，印度总理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一套西装，但感觉不满意，改了多次还觉得不合身。于是，外交部官员陪他到上海，找奉帮裁缝给予修改。我出生在上海，祖籍余姚，母亲是镇海人，早就听说“奉帮裁缝”是制西装的高手。小尼赫鲁对经他们手改过的西装觉得挺括、舒适、漂亮，十分满意。为此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的“雷蒙”“波纬”“鸿翔”“造寸”“中国”“国泰”“普兰德”“紫罗兰”等服装、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行业几十家服务业商店迁来北京。后来，几家出名的服装店合并成一家，专门为主要领导和出国的公务人员制作服装。在浩劫的年代，因其地处东交民巷，有人想改为“反帝服装店”，但那里还有外国朋友来定做衣服，这样的名称自然不合适。于是便改称“红都服装店”。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习惯穿的蓝色、灰色中山装、两用衫大有改观。什么喇叭裤、超短裙极其时尚，西装也开始流行。某些“左派”先生对此极为不满，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剪喇叭裤、禁止穿超短裙，束披肩发，但西装禁不住。当时，我们单位还给每个职工定做一套西装。

　　这时也勾起我对西装的兴趣，打算自己花钱再做一套。碰巧的是，我去中国科协采访，他们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里开设了一处服务部，销售生活用品。熟人带我们去看看。我发现有一块蓝灰色的毛料特别吸引眼球，打听价格也不算高不可攀，于是购买了一套西装的料子。那么请谁做呢？这时候一位做国际报道的同事向我介绍，说是三里屯一带有个裁缝制作的西服很不错。于是我找去了。那是一家私人的店铺，在一处老式楼里，地板还是木质的。店主是一位瘦长的老人，大约有一米七高，戴一副老花镜，一口宁波话。交谈中知道，他是从“红都服装店”退休的。原来也是奉帮裁缝，一句话，就请他做吧。他的做工确实精到，只穿一次试样装就觉得满意了。

　　可惜的是，1985年我随科技人员代表团去日本访问，西装还没有做成。我只得穿社服前往，也不见逊色。

　　当然，自己的西装没有白做。我只是在严肃的场合才穿着。过了两年，我的住在台湾的大舅到上海、西安等地旅游，顺道来北京看望姐姐、姐夫我的父母。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自然隆重接待。我穿着自己定做的新西装，在家请他吃饭，还陪着到天安门等处转一转。他对我说：“你这一套西装，合身、挺括、漂亮。啥人搭（为）侬（你）做的啊？”我回答是奉帮裁缝。他高兴得连连说：“好！好！奉帮裁缝做工就是地道！”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记得后来去东华门大街，有一家“培罗蒙服装店”，好像与“雷蒙”、“波纬”等齐名的。店铺十分气派，白色的大理石与瓷砖装饰，雕花的房柱，宽敞明亮，可是西服的价格不菲，我不敢问津。自然，这个价格在现在的一些名牌服装店里已经是平平常常的了。好在我自己的西服依然保存着。去年试了一下，裤子显得瘦小，也有破损，穿不了了，可上衣若在初秋时穿，依然挺括。我便像对待古董似地保持着它。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袅袅的福音总在我耳边回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