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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国，这不但是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的新纪元，亦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

　　在辛亥革命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它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推进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又避免资本主义的劳资对立、贫富分化的弊端，使人民能够从现代化、城市化中受益，激发了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热情，广大商人充满了实业救国的豪情，珍惜革命运动带来的新机遇，树立起开放思想和竞争意识。一时间，各种实业团体在城市中涌现，许多士绅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投身于近代工矿业，他们的身份也随之变为资本家。

　　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准相对提高与世风浇漓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反映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风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等级制度，是一种社会进步。

　　翻开辛亥常州这段厚重的历史，历史感在细节中生成，历史化在时间中完成——真相对于后人而言，正是某种层面上的“记忆”。

　　绅士和知识界的转型

　　清末民初，伴随着辛亥风云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以及政治局势、经济结构的变化，常州地方的绅士阶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倘若说绍兴多师爷，晚清民初的常州则多高级幕僚。绍兴师爷只是在各个基层政权中掌握钱、谷、刑、名等事务，常州产生的高级幕僚是在一些大吏名臣门下，为他们运筹帷幄，在近代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影响全局的作用。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常州人何嗣焜、孟森、孟昭常是立宪运动领袖张謇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时，一批江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策划于上海惜阴堂，把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交给了袁世凯。这个惜阴堂主人，就是常州人赵凤昌。虽然这些常州人物的活动多半在外地，但他们的政治趋向对常州本地亦有着深层的影响。

　　在常州地方资本主义已露端倪和清末“通商惠工奖赏实业”政策的刺激下，一些退职回乡的官吏涉足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工商业。如创办晋裕布厂的吴幼儒，原来是一位秀才；由绅商控制的武阳商会，也做了一些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事，表现出这部分绅士带有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视工商为末务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

　　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学堂的设立，绅士传统的晋升之路被堵断，他们不得不改弦易辙，寻找新的途径。这是促进绅士阶层变化更为强烈的因素。常州府中学堂学生中就有旧日举贡生员。相当一部分绅士接受了程度不同的新式教育，思想观念由此产生转变，或多或少接受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

　　在新式学堂兴办的同时，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向西方与日本学习，通过改革或革命救亡图存，一时“派游学”即出国留学的人数增多。著名的常州人士屠宽、庄先识、伍达、吴稚晖都是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或赴日考察的。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常州人朱绍良于1909年被选送日本学军事，任武进建设局长的庄启在1904年被公派到比利时进修电学，赵元任在1910年76名赴美留学生考试中以第一名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常州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在国外耳濡目染，接受资本主义的熏陶，憎恨清政府昏庸腐朽，比较快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走上爱国和革命的道路，形成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的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有的回家乡热心创办教育事业。他们以思想和行动，冲击着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在常州蔚成新风。

　　创办女学和蒙养院。1906年钱以振在常州创建女学校；1906年庄先识在地方士绅的赞助下，创办私立粹化女中，同年4月，又有争存女校创立，1909年两者并为粹存女校；1908年庄先识和其妻陈警创办常州最早的幼教机构涤氛蒙养院，招收3～7岁幼儿进行学前教育，开设游戏、唱歌、剪纸、识字、手技、故事、数学等课程。

　　创办藏书阅报社。1902年何海樵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在常州家中与庄俞、蒋维乔、杨秉铨、谢匿青、张伯伦等，在何海樵兄办的育志学堂组织藏书阅报社，推选屠寄为总理。

　　办演说会。藏书阅报社每星期集会演说，宗旨是养成爱国思想、振兴教育、匡正谬俗，来宾和旁听者每天500人以上。1908年被选为劝学所总董的伍达，在常州(包括武阳乡区)设置14处演讲厅，每晚演讲关于社会道德、改良社会风俗、崇尚节俭、破除迷信之类，向民众灌输一般文化常识。

　　设体育会。常州新式知识分子强调“强国必先强身”、“兴学需改良”，动员大家勤习体操。此外，在演说会倡导下，1903年常州成立妇女“不缠足会”。还改革结婚仪式，在常州举行新式文明婚礼。

　　常州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社会风气的开通，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前所未有的差别与距离。这是常州地方经济结构、社会环境显著变化的产物，也是常州“辛亥记忆”中一抹独特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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