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是世界上主要生态系统之一。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这样一个巨大生态系统，在地球生物圈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草原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现代畜牧业和现代农业，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是世界第二草原大国。草原面积近4亿公顷（60亿亩），占国土面积的41％，是我国第一大生态系统。大约是耕地面积的3倍、林地面积的1．8倍。我国不仅草原面积大，草原类型也繁缛多样，按照新的分类系统，全球48个大类，我国就有39个。类型多，它的生物多样性自然傲视全球。这样的特色，这样的资源，理应受到高度重视，大有作为。但在我国出现了特殊情况。
　　其根本原因就是认为草原是一个“自然体”，把它排斥在农业生态系统之外。
　　中国这个广袤而古老的国家，由于自然的和人文背景的差异，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农业系统，那就是以伏羲氏为代表的畜牧业系统和以神农氏为代表的农耕业系统。两者本来应该相辅相成，充分利用各类国土资源，农牧结合，携手共进。但是我国自从商鞅提倡“垦草”务农以来，这两种农业结构所形成的两种文化?D?D?D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虽然也有多次融合的机遇，但基本却是走上各自封闭发展的道路。从秦汉时代的“殖谷曰农”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以粮为纲”，两者的分异越来越固化，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两者长期较量的结果，由于多种原因，优势落在农耕一方。
　　处于劣势的草原地带，被排斥在农业系统以外。近半个世纪以来受到越来越重的压力，几乎到了生态系统可能承受的极限。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继承商鞅的传统，优良草地大量被开垦为农田，农耕地区向草原蚕食，50年来，西北地区草原面积减少了大约20％，而这20％的草原都是优良草地，它所内涵的生产力至少相当全部草原的50％；二是畜牧地区的放牧压力不断加大，超载过牧日益严重，90％的草原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本来应该是内地城乡生态屏障的草原，反而成为频繁袭击内地的沙尘暴的源头。在西南岩溶地区的草地在同一时期内由于过度开垦，石漠化面积扩大了一倍。目前我国不论南方还是北方，草原生态系统遭受着有史以来的空前损伤。
　　面对这一严峻状况，全国人大1985年颁布了《草原法》，对草原提供史无前例的最初呵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18年过去了，在这不同寻常的改革开放的18年中，祖国在大步前进，草原畜牧业乃至整个农业面临许多新问题。因此，全国人大对《草原法》做出了及时的修订。这部新修订的《草原法》与修订前相比，进步是显著的，对草原功能的再认识，也就是草原的“农业生态系统”观点的强化是其显著特点。其中的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本法所称草原，是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草原法》第一章总则第二条）。这部草原法不只是面向天然草原，也为人工草地鸣锣开道。这将是沟通传统农耕区和畜牧区的纽带，也是打破两者间壁垒的突破口，将为农牧结合的新型草地农业系统?D?D?D即有畜农业系统提供保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跨越。可以预见，这部《草原法》所发生的影响必将超越草原本身，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大作用。因为只有种植业与畜牧业两个系统的耦合，才能摆脱靠天养畜的困境，才是保证草原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同时在农耕区也摆脱了“以粮为纲”的桎梏。而人工草地，在这种系统耦合中起着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