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蒲蛰龙弟子庞义教授）

　　如果说有一种人是专为一种事业而生的，那么可以说蒲蛰龙就是专为生物防治事业而生，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科研成果以及不计其数的头衔标签，我们只能用一个个惊叹号来形容。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人生短短数十载，若无三头六臂，又怎能造就如此累累硕果？带着敬意，记者采访了蒲蛰龙的弟子、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庞义教授。

　　南方日报：作为蒲蛰龙第一个博士生弟子，你怎么评价他？

　　庞义：蒲先生是一个很敬业、很典型的具有优秀品质的科学家，毕生的精力心血都用在科学研究上面，在科技的高峰上不断前进、不断创新。

　　我知道的，最开始他学习的是生物虫分类，后来在美国学习水生甲虫分类，学得都很精湛。回国后，看到当时中国农业落后的情况，就提出，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定要与生产相结合，后来他带领我们在防治甘蔗螟虫、荔枝椿象以及水稻综合防治等方面为农业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另外，在学科建设方面，在蒲老的努力下，中山大学生科院1978年建立了中山大学昆虫研究所，后又创建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以说，在他的引领下，一批批人以他为榜样，以昆虫研究所为平台，通过不断的探索研究，我们的昆虫学研究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的领先地位。

　　关键词：东莞防治荔枝椿象

　　南方日报：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您跟随蒲蛰龙在东莞进行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的实验，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庞义：那时候他带领我们一批学生一起在东莞做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害虫的实验，其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人工培育出的蜜蜂都是雄蜂，没有雌蜂，而我们就是需要利用雌蜂寄生在荔枝树上的椿象虫上面，然后繁殖出越来越多的雌蜂，这些雌蜂都去寻找荔枝树上的椿象虫，把椿象虫杀死。

　　如果我们不能赶在第二年春天把雌性蜜蜂繁殖出来，第二年的荔枝还是要遭受椿象虫的破坏，影响巨大。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冬天夜里是非常冷的，可为了弄清楚无法繁殖雌蜂的原因，晚上蒲教授都带着我们耐心地守着观察平腹小蜂的卵，以探究其原因。

　　这么坚持了十几天，终于发现，这些雄蜂都是没有经过交尾的卵繁殖出来的。后来我们想到办法终于繁殖出雌蜂了，我们把这些卵贴在纸片上，又让纸片挂在荔枝树上，这些卵繁殖出来后就去荔枝树上找椿象虫寄生，而且把这些椿象虫杀死，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荔枝就得到了很大的丰收。从这以后很多年，那些果农每年荔枝丰收后都会热情地提点送给我们吃。

　　关键词：大沙镇防治水稻害虫

　　南方日报：上世纪70年代在大沙公社水稻出现大量害虫，严重影响了收成，当时蒲蛰龙还在五七干校，大沙公社有人去请他，有人说万一治不好会影响一生的声誉。蒲蛰龙是怎么看待这些的？

　　庞义：在大沙公社治理水稻害虫的时候，条件也是很艰难的，当时蒲教授刚从干校出来，看到当地水稻害虫特别严重，也没多想。

　　我们去的时候，当地农民稻田里农药用得很多，而且都有剧毒，农民不清楚，以为稻田里施用农药，就可以把害虫杀死。可是第二年发现又有害虫长出来，而且都带有一定的抗药能力，这样就越来越麻烦了，况且那些施了过量农药的水稻食用起来也不安全。蒲老师就主张用农药点治，通过生物防治等综合治理的方式来防治害虫。

　　在大沙公社，为了让农民懂得一些基本的农业应用知识，蒲先生还开办了学习班，由他自己亲自授课，向当地的农民传授基本的技术方法。上世纪70年代，大沙公社水稻害虫防治取得了重大成就，后来在国际生物防治会议上，大沙公社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防治做得最好的地方。先后多次有国内外的考察团来到大沙公社考察，当时的大沙公社领导麦宝祥，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特别感谢蒲教授，每年有什么关于蒲教授的活动，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参加。

　　南方日报：在大沙公社的时候，蒲老与农民的相处情况怎么样？

　　庞义：蒲先生与人相处方面也是很好的，上至领导，下到农民百姓，他都能相处得很好，没有任何架子，很和善，真的是为人师表，亲力亲为，那时候出差在外的话，衣服不小心破了，都是自己来补。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回，我因为要搭凌晨三点半的车去运蜜蜂卵过来，凌晨三点就要起床，那时候手表都很少，蒲教授就送了我一块手表，每次还要拿几块钱给我路上买点什么吃的东西，那时候他的工资高些，有三百多块，我们就是几十块钱的样子。

　　关键词：教学

　　南方日报：在教学方面，蒲老给你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庞义：他自己通过多年的昆虫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已经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知识体系。之后又通过指导昆虫分类、昆虫生态、昆虫病理、昆虫病毒、害虫生物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不仅使他在解决生物防治的实际问题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而且也给理论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然后，他把这些实际的理论成果汇集成册，编成书。通过这些书本，又可以将他生物防治的经验推广开来，这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记者手记

　　他的贡献

　　永久留存人们心中

　　明年是蒲蛰龙诞辰100周年，逝者已矣，生者当勉励。

　　联系采访对象，最初找到了蒲老的两位弟子庞义和古德祥，岁月无痕，曾经的弟子如今都已过花甲之年，其中75岁的古德祥也已退休。时值暑假期间，原以为两人都会待在家里静养，后来被告知，两个人暑假也没顾上休息，出差在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稀之年的古老退休后也没舍下坚守了几十年的工作，远赴新疆搞科研。于是心里暗暗涌起一股敬意：这是怎样的一群科学工作者呢，年高体弱依然挡不住其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拼搏？60载科教路上，蒲老该不会也是这般日复一日、孜孜不倦吧？

　　后面的采访及时解答了我的疑问，一生短短数十载，致力于攻克甘蔗螟虫、荔枝椿象、柑橘害虫、水稻害虫、湿地松粉蚧害虫等防治技术，开创了中山大学的昆虫学研究实验室，培养了40余名硕士以上学历的高级人才。

　　一个人荣誉等身，可以让无数人艳羡敬仰；可要永久留驻人们心中，还要看他经世致用为群众做了多少实在事。蒲老就是这样一位可以让我们永远记住的人，承载了祖国农业发展几多希望，创造出了生物防治几多价值！可以这么说，蒲老生来就是以病害虫为敌的圣斗士。值得称道的是，其妻利翠英教授在昆虫生理、昆虫胚胎发育、昆虫结构与功能研究亦有很高的造诣，协助蒲老培养了大批研究生。

　　一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但若数十年如一日地朝着同一个方向、专攻一类难题，咬定青山不放松，他的贡献势必非凡。

　　与长者打交道，总会担心自己哪里出现丝毫的疏忽，一不小心伤到了对方。采访蒲老养女钟凤仪女士之前，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如履薄冰的念头。蒲老夫妇一生无子嗣，钟凤仪女士原是蒲老表弟的女儿，后作为养女一直照顾蒲老夫妇晚年生活，退休后身体一直欠佳。从庞义教授处得知她的联系方式时，庞教授还特意提醒我：“钟凤仪女士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不一定会接受采访。”

　　可她还是欣然接受了采访，出乎记者的意料。采访中记者完全被钟凤仪夫妇两位老人的投入劲所感染。这边钟女士滔滔不绝地回忆着，那边其先生偶尔插两句补充一个故事，洋溢在两老脸上的笑容一直未断。采访完后被钟凤仪夫妇紧紧握住的双手，似有一股暖流，徐徐流过。在此，需特地感谢二老。

　　神话剧中，但凡高人出世，茫茫夜空往往会划过一道亮光，预示其不同一般。可其终究是神话，现实中的伟大无一不出自凡常，源自积累，蒲老亦不例外。高校工作这么多年，鲜有时间外出休养，唯一的一次是1979年暑假期间由学校安排的罗浮山一游，更多时间蒲老是留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或者下到农田果林“灭虫”。

　　弟子古德祥评价说：“蒲老在耄耋之年依然疾驰奋行，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拼搏不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蒲老执著于科学的品质，为民办事的务实精神，应该值得如今诸多浮躁的知识分子敬仰和学习。

　　与马思聪一起学习过小提琴

　　（讲述者：蒲蛰龙养女钟凤仪）

　　蒲蛰龙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昆虫研究和生物防治，在工作之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其养女钟凤仪，让她为我们揭示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爱大家也爱小家、爱科研也爱音乐的蒲蛰龙。

　　偶尔翻到歌谱《甜蜜的家》，兴之所至，自己谱写歌词

　　南方日报：您的印象中，蒲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钟凤仪：大的方面来说，父亲是一个爱国爱家的人，这一点是最突出的。爱国方面，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足下的这片土地，把这看得比在国外的任何优越条件都更重要。

　　1946年父亲和母亲先后去美国明尼苏达求学，因为成绩优秀，表现突出，导师很希望他们能留在美国搞研究，那时候国外搞科研的条件设备比起国内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可当他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欢欣鼓舞，谢绝挽留迅即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回国后，父亲很专注于自己的科学事业，希望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很早就开辟了“生物防治”的路径，因为要保护自然环境，过量使用农药反而会污染环境，这是他的心愿。早早地研究微生物防治害虫、寄生蜂防治害虫、荔枝椿象的防治，对南国最好的水果――荔枝的生长和发展以及沿海防护林松树灭虫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南方日报：说到蒲老“爱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钟凤仪：其中有一个很细节的事情，至今我难以忘怀：1979年的一天，父亲在家翻到一个很古老的歌谱《甜蜜的家》，于是自己找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兴之所至，自己谱写歌词，一边写一边唱着这首古老的歌：“在美丽的宫殿任我遨游，但没有温暖，没有一处如我家。普天之下没有安乐如我的家――花开鸟语， 甜蜜就是我的家，家，甜蜜、甜蜜――没有一处――快乐像是我的家。”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每每忆起，顿时感到温馨、甜蜜和快乐，这也是我们家的主调。这体现了他在工作之余也爱自己的小家。

　　家里存的东西，一个是书，一个是录音带

　　南方日报：那从小的方面来说，蒲蛰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钟凤仪：在个人生活方面，父亲的要求实在是不高，家里很像样的衬衣都没有，出国的制服就那么两套。有一个细节：一次省领导去看他，他当时穿一件保姆做的衬衣去见领导，完了保姆说怎么穿这么一件衣服见领导呢？他说，我这件衣服没破没烂的，为什么不行呢？

　　另外，从美国带回来的白床单，尽管耐用，但也会坏，后来中间部分的棉子碎了，就从中间裁掉，把两边好的连起来放在中间，就是这么一个朴实不浪费的人。

　　家里存的东西，一个是书，一个是录音带，不收藏什么东西，他的时间大概80%以上用在工作上面，很少在其他地方投入时间。

　　一生获奖无数，但最喜欢一张音乐的荣誉证书

　　南方日报：1977年以后，您就一直在照顾蒲老，工作之余蒲老爱做些什么？

　　钟凤仪：除了拉小提琴和弹钢琴，周末我们一般都出去散步，登白云山或者步行到越秀山是生活中的“必修课”。他很钟爱小提琴，学生时代曾一度与著名小提琴音乐作曲家马思聪求学于同一位老师，也曾想过在这方面继续深造，但受到家庭和时局的影响，最后还是选学科学。不过听他自己跟我们说，在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在国外学习时，不管功课多么紧张，他都不间断练习和欣赏小提琴演奏。1962年父亲还应邀参加了羊城音乐花会，表演小提琴独奏。

　　一直以来，音乐滋润着父母亲两位老人的身心、调节着两位老人的生活，使他俩保持着平静的心态，以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业。

　　后来隨着年岁的增长，父亲拉琴拉得少了，但多年来收集的几大箱琴谱和三把小提琴一直是他的珍爱。为此，1993年上北京开会时，当时身体欠佳的他也专程跑到王府井琴行，特为一把好琴选个新琴盒。

　　1988年1月20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向蒲蛰龙教授颁发了证书，上面写着：“您从事音乐逾四十年，为祖国音乐事业做出贡献，特发荣誉证书，以资纪念。”后来他对我们说，在一大堆的证书中，他最喜欢这张。

　　做老师，我宁愿少活几年，也不能说现在就讲不出话

　　南方日报：蒲老上世纪90年代后健康状况不理想，还坚持工作吗？

　　钟凤仪：1991年他在口腔医院做了火碱后确认患舌癌，那时有两个选择，要么一次性清除癌细胞，要么慢慢化疗，清除的话必须割除三分之二的舌头，而化疗的话既痛苦难受且不一定痊愈，结果他再三考虑，告诉我们：“讲不出话来，这个是受罪，做老师，我宁愿少活几年，也不能说现在就讲不出话。”所以他自己决定不做手术，进行化疗。

　　后来经过化疗之后，健康状况好转了，于是又开始工作，1995年还拄着拐杖到过农学院，1995年之后就经常住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