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乔于1902年生于广东开平县塘边村一个贫苦家庭中。母亲精工刺绣，父亲爱好绘画。乔也自小爱好美术，在小学里屡得图画奖。由于父亲在厂州岭南大学附属小学当小职员，他得以免费在该校读书。塘边村在景物秀丽的潭江之旁，岭南大学是在风光绮丽的珠江边。乔早年习作，多以水乡风物为题材。《擗瀵》就是用调色刀代替画笔，试图表现南国水天之美的油画。他爱画温柔的江水，也爱画南梅的万丈惊濡。当他第一次航海的时候，为了要画出黛蓝色的浪峰和玉洁的泡沫，他把油布钉在甲板上，用皮带把自己的腰拴在船栏上作画。他在这幅画中，用雄健的笔锋，在尺幅之内歌颂了大诲的壮观。就这样，在抚育着无数艺术生命的壮丽河山——艺术的摇篮里，幼苗在悄悄地成长着。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漫及全国，新思潮冲击着每一个热爱祖国的求知欲旺盛的青年的心。乔于1924年到达北京。除了庄严瑰丽的古文化遗迹，使他目眩神迷之外，最使他触目惊心的是无数充斥在北京街头的穷人和乞丐。这些从军阀混战的烽火里逃出来的，被地主夺了田，被工厂解了雇的人们，终日踯躅街头，饥寒交迫。这个落寞的古都城，成了反动统治者政绩的展览室。乔忍不住要用他稚拙的画笔试图画出他们那燃烧着求生渴望的善良眼晴;画出那铭刻在深深皱纹里的屈辱与愁苦;还有那藏在蓬乱须发中的无穷仇恨。在《老百姓》一画中，那高竖着的头发，几乎每根都构成一个愤怒的符号。而他那只拿着烟斗的劳动者的手，却那么有力量。看得出来，画者是把自己的感情和被画者联系在一起的，而他的画笔，也是只为他们而挥动的。鲁迅先生曾说他:""不寻导师，不管功课，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大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见鲁迅全集《看司徒君的画》)他要画的实在太多，可是从未受过艺术教育的他，往往苦于力不从心。1925年除夕，他应同乡的邀请丢吃年夜钣，路上看见五个警察扑打着一个无辜的孕妇。他立刻蹲身回家，想用他的画笔来控诉反动警察欺凌穷人的暴行。可是这时候，他的能力只能画一点风景，一个头像，五个警察的横暴姿态，对他是个难题。换了几张柢，纸上都只纵横着一些愤怒的线条像刀子劈出来似的线条，他多么希望根据这个草稿，另组织一幅完整的画面啊！可是画了半夜，画却没有画成功。到了第二年，192d午六月，他把七十幅习作挂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一个展览会。这幅草稿，加上了《五个警祭一个○》这样的际题。大概他想拿○来代表一个无权无地位的穷人尤其无权的妇女。在没有说话自由的年代，这幅画面既不清晰，标题也含义不明的草稿，好像一个受了委屈的人的一句含怒的斥责，一般观众是不容易看清他的含义的。出乎画者意料之外，这幅画在展览第二天便卖出去了。据替他看摊的小朋友说:来了一位穿大褂的长者，买去两幅画(另一幅是水彩:《镘头店门前》，画着一个瘦骨凌凌的老人，背过一笼热气蒸腾的镘头走开)。两画一共十八元，长者拿出两张十元钞票，小朋友正苦于没钱找，长者含笑对他说不用找了，这画根本不止这点钱。后来乔知道了这位长者便是鲁迅先生。由于经常给未名社画封面和插图，他有机会读到鲁迅先生和其他一些新文化战士的作品。从他为《莽原》画的封面，看得出他多么喜爱这个****般的小刊物。在第一卷第一期至廿四期上，画的是乱草丛生的荒原里，一轮红日开出地面，初日的光华正照着一棵迎风挺立的幼树。到了第二卷，他画的是幼树已长成为欣欣向荣的丛树，躯干健壮，枝叶繁茂。从那飞舞的笔触中，看得出来，画者木人，在当时纷纭万态的思想洪潮中，他把自己投身到莽原丛树的阴影之下，分享着它胜利的欢欣。以画笔参加战斗，在他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在艺术的道路上，他所接触到的只是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厨川白村的""走向十宇街头""、出了象牙之塔"";在意境上更多的是泰戈尔歌唱大自然的诗篇，都超不出所帮人道精神的范围。而在艺术技巧上，则是不但无所师承，连一点参考品也不易看到。在当时艺坛上所能看到的是仿四王的山水八股，或是裸女、静物等西洋画。艺术界认定那些才是艺术。乔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道路之艰难。可是他却仍然以绘画作为终身事业。他在一幅半边是笑脸半边是哭脸的自画像上题道:""含泪画下去啊，蠢人!在艺术的牢狱里过你的一生。""

　　作了这样决定之后，他索性搬到孟端胡同一个住着洋车夫、小贩的贫民窟里来。一面以洋车夫老李分赠铪他的白薯充饥，一面从锡管中剥洗出最后的油色画了十幅画，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万国美术展览会。老李把他和他的作品放在洋车上，冒着大风雪送到评议会。画侥幸全部入选，那幅《被压迫者》还被评为全埸五幅最有生命的作品之一。

在画家日记上，他这样策励自己:
　　""我要在穷困中拒绝一切利诱……我要跑进他人的呼吸里，共分他们的气息。我要看清自己的周遭，向人类灵魂跑去……。""

　　这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就这样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正如他自己所料，他的道路是艰难的。他得在长期的失业与贫困中，严重疾病的折磨下，顽强地坚守政治与艺术的节操，克服技术的困难。在国内，他叩不开专家的门，踏不进艺术学府。到了巴黎，投在写实大师比鲁门下;因为缺少买知识的学费，不得不半途而废。他曾渡过大西洋到美国，求一个半工牛读的机会。他给华人饭馆画壁画，美国政府认为他违反移民律，把他投进监狱。铁窗恰对着纽约的""自由神""，他以铁窗为前景，以魔宫似的摩天楼为远景，画了一幅“自由神""，题为《在不自由的地方画自由神》。出狱后，被驱逐出境。绕了地球一周，还是没有实现求学的梦想。

　　没人教只好自己学，把博物馆中所见世界名画铭记在心;把历次展览会的观众意见反复咀嚼，揣摩;以百倍于他人的勤奋来弥补失学之苦。不论在舟车颠簸中，在病榻淹缠上，不管在零下四十度的新疆原野，还是在酷暑蒸人的热带岛屿，他总是笔不停挥，不达到他能力所及的最高点，绝不肯停手。每顿饭总是凉了又热，熟了又凉，一催再催，还不来吃。便是寒冬腊月，画起画来往往汗流浃背。在画架跟前，他平时那潇洒乐观的风度全部消失，紧张得犹如大敌当前。朋友们以""打仗的姿势""来形容他。每坎当他辛苦地画完以后，立刻为自己找出许多毛病，跟着就寻找改正毛病的办法。一次失败，再来一次。用着最顽强的努力，来克服技术的困难;所以一画之成，往往积稿盈尺。

　　这样摸索的结果，在他的画面上常出现不同的风恪，有些画简直不像出于一人之手。他也厂泛地试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当他画《鲁迅先生遗容》、《义民图》等画的时侯，毛笔他嫌太软，钢笔他嫌太纤弱，他只能用自己创造的工具竹笔。因为竹笔能得到挺拔锋利的线条。只有这样的线条，才能抒发那燃烧在他胸中的沉痛与激情。他画竹笔的时候，不论是寥寥几笔，或是长达数丈的长卷，都不用铅笔打稿，每段都一气呵成。平时，他就爱用竹笔画速写，他要求速写的线条，准确得如外科医生下刀。他常话，竹笔蘸上墨汁，最便于练手和练胆。

　　他虽然酷爱竹笔，但竹笔并不能满足他对颜色的追求。祖国河山是绚烂多彩的，南国彩霞，紫舞讧翻，银团锦簇;北方冰雪，晶光灿烂。钳红殿宇，戈壁银沙，非油色粉彩，不能穷其美。他那充满乐观与希望的心头，不容许他笔下出现萧瑟荒寒的景象。如《巩哈饮马》，如《雪山夕照》，明明是雪地冰天，他的画面却光艳夺目，好像非这样不足以倾注他对祖国河山的深深爱恋。他特别爱好蛘丽的颜色，许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具有一颗明丽的心;同时这也和他乐观的性格有关。在这么沉重的岁月里还能保持乐观，那就不得不归功于对人民力量的信心了。他在一篇展览前记上写道:寸寸血泪，培育着星星希望。这点希望，目前虽微弱得可怜，但决不会熄灭。不知何时，这星星希望才长大起来，照耀这阴郁的大地。""长期脱离斗争实践的他，对于日益壮大的人民力量，是认识不足的。这点渺茫的信心，却在他的心境与画境上闪耀出一丝光亮。

　　中年以后，他爱上了中国画。时常临摹名作，学习用传统画法中的简练线条，来纪录时代的脉搏。这个理想，在《鲁迅先生遗容》、《义民图》等许多竹笔或毛笔画里曾略试其锋。解放之后，随着思想上的解放，他急于寻求艺术上的解放。渴想着把长期苦练的果实，结合新的憧憬，熔铸成富于民族格调的新画风。准备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纪念壁画》上，实现这个理想。他费了整整四年时间的惨淡经营，白天想着它，夜里梦着它，眼看要攀上艺术历程上的新高攀。不幸初稿已走，刚待上绢之时，死神却突然夺去他的画笔。

　　乔对于艺术，怀看一种近乎宗教似的虔敬心情。他从来不拿画作应酬，怎样穷也不愿卖画，更不许权贵与俗物沾污他的笔端。入画的都是他所尊敬的人物。记得抗战期间画《国殇图》时，他把静多抗战阵亡烈士构成一幅高达一丈多的壁画。画上部时必须在桌子上架椅子，掎子上再搭凳子，然后高高站在上面奋臂挥毫，照例一画五六小时不住笔。我真耽心他累极了栽倒下来。我说:""歇歇吧，别说画累了，站也站累了。""他说:""画这些人，该跪着画才对，站着画还敢说累吗?""

　　很可借，他那得来不易的作品，十之六七被毁于炮火。大革命失败，他腋下只夹着一张《有所问》逃出了大屠杀的魔窟——武汉;所有他为革命战士画的宣传鼓动小画片全扔掉了。1936年八月十三日，日寇轰炸南京，把他存的十七八年的绘画、日记，炸得片纸不留。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一幅原作和十来幅照片是属于1936年以前的作品，其余二百来幅，全是最后二十年的创作，而这部分，也不少散落在海外。从现存的绘画和他的绘作过程中，也略可探索画者在后二十年中的生活，历程和情绪的变迁《义民图》和《父女》等八十幅灾情画，作于1946午，那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份。蒋介石反动政府为了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在被日寇蹂躏了八年的土地上，抓丁抢粮，尽情搜刮。饥饿的老百姓啃草银，咽树皮，辗转在死亡线上。我们走过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苏六省，到处饿殍遍野。反动统治者不忙于医治战争的创伤，却忙于抢夺胜利的果实，不惜制造无穷的灾难，这不能不激起画家愤激的心情。他画了《卖女》、《逃荒》、《路有冻死骨》等八十幅画，忠实地纪录了他在蒋管区里亲眼看到的大间地狱惨景。他在长途跋涉，感隋震荡中，旧病时发，我曾几次把画具藏起来。他却激动地说:""我拿不动枪，还拿得动笔，你为什么不让我画呢?""我只好把画具还给他。

　　1946年七月当这些画在杀气腾腾的南京，和纸醉金迷的上海展览时，引起群众极大震动，获得进步舆论的支持。文艺界如西谛、唐搜、李健吾等都在报上发表文章诛伐那制造灾难，发动内战的反动统治者。郭沫若先生在《清明》杂志上以《从灾难中像巨大一般崛起》为题评述这个展览。观众留言册上写满了这样的词句:""笔笔有血有泪，沁入人的心灵，感入人的肺腑。""""究竟是谁给了我们痛苦，是谁制造了灾难?""""杀尽贪官污吏，才可救中国！""

　　在八仙桥青年会的展览会埸上，挤满了观众，为了满足他俩的要求，延长了展览的时间和日期。正在这时候，他卧病在上海瞿直甫医院。大夫宣告他的生命至多只能维持三个月了。他自己却不相信这句话，他安慰我说:""不用怕，我不会死的，我还有许多画未画呢。""果然，凭着他坚毅的精舯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回来;在美洲病院躺了整整四年之后，他又重新拿起画笔，画他的《三个老华工》了 1950年八月，我们冲破了美国政府的百般阻难，坐船回国。同船有三位被美国资本家奴役了四十八年的老华工。他俩像无数被骗的华工一样，被禁锢在夏威夷旁边的高威岛上种植甘蔗、稻米;一直被榨到血枯力尽，耳聋眼瞎，才由夏威夷华商公所铪每人募一张船票，四十八元美金遣送回国。他们颤动着干瘪的嘴唇，眨着充满仇恨的眼晴，向同船的中国同胞诉说四十八年的惨痛生活。乔在美国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摧残艺术，歧视有色人种的罪行，在这个时候，无比的愤怒拥聚笔端，在白浪滔天、船摇手战的太平洋上，走笔完成这幅素描像。

　　回到解放后的新中国，他第一次看见他画中的被压迫者当了主人，看见流落半生的归侨得到妥善的安排。中央美术学院聘他担任教授，使他第一次有了固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生活，有了梦想多年的光亮宽敞的工作室，也第一次不用为医药费和儿女教育费发愁。他的画一部分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一部分被出版社印成画集问世……。他那份兴奋心情，宛如一个黑夜里行走在荆棘丛中的旅行人，忽然置身在光明的大道。当他逐渐认识真理之后，他画兴更浓了。画面出现了神彩奕奕的建筑工人，对前途满怀信心的生产队长，专心致志、陶然自乐的画葵扇老师傅，当建设尖兵的勘探队员……。他从北京一直画到海南岛。他称那坎旅行是""一路是春天""，因为从北京动身时，正是十月小阳春，海南岛的冬天，比我们北方春季还要暖和。画家的心情固然温暖如春，而画家的笔，更如春花怒发。他过去也画过建筑工人，那是在梧州街头，三个工人在黯淡的街灯下吃晚钣，脊梁上汗水未干。画家在旁边题上一行小字""为他人建筑高楼，自家露宿街头""。和今天画的新社会建筑工人相比，真是天堂地狱之别。不论是从新人物意气昂扬的形象上，或是从爽朗的笔触上，处处流露出画家那颗欢跃的心。

　　《华侨青年突击队》，画兴隆华侨的一队建设尖兵，他们在晓雾未消的清晨，奔向石栏门水电站建设工程。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也曾在世界各地开过荒，披荆斩棘地铺铁路，采矿砂，割树胶¨可是他俩的劳动果实自己是丝毫也享受不到，还受尽虐待与欺凌，大部分埋骨他乡。而这一辈是大不同了，他们开拓祖国的沃土，为自己和万代儿孙种下幸福之根。只要看他们眉梢上的自豪感，再看看《三个老华工》，天堂和地狱，也就判然纸上了。

　　在他去世前一夜，也就是1958年春节前一夜，他还愉快地画着他的家乡胜景:《赤水归帆》。用精细的笔墨画着堤上行人。""即使在只有一寸大小的人物身上，我也要使人感到新中国人民的气度和风采……""他边画边对我说。画到半夜还不肯住笔。

　　对新社会变化感受之深，一方面从理论上看清了方向与前途，从耳闻目睹里看见了翻天复地的事实，就是从我们一家生活里看，那变化就够大的。记得1942年我们的鲲儿，在重庆生下来，我没有乳水，只好用米糊喂他。但那时我们吃的是经过贪官、奸商们泼过水(为了增加重量)、发了霉、掺了沙子稗子的平价米，孩子活到八个月，我们唯一的男孩，就撒手人间了。

　　穷和病，是一对孳生兄弟。乔在三十岁土使得了肺病。由于得不到医药和休息，病很快就加深。但是他以惊人的坚毅忍受着病魔袷他的痛苦。不让人觉察出来。人们看见他老是笑声朗朗，风趣横生，很少发觉他是个病人。

　　他不愿别人分担他的苦痛，甚至不让他的画笔知道他有病。每次动笔，都一丝不苟，全力以赴。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他的艺术，以他的艺术献给他热爱着的祖国与人民。